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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阳同志聚点在哪里|铁牛街口拆了又建,老茶客说搬家了

铁牛街口那棵黄葛树还在,树下的长条石凳磨得发亮。我上一次去是去年腊月,卖烤红薯的老周说,人早散了,三三两两挪到南河坝的河堤下边去。他说这话时正在翻铁架上烘得发黑的红薯,热气扑到脸上,像从前那些傍晚一样。但从前那些傍晚,这条街的茶馆门前至少摆出七八张竹椅,现在只余两张,一张断了一条腿,用铁丝捆着。

老周不知道那群人具体在哪一段河堤,只给我比划了个方向:“顺着南河走,过了三桥,看到有人下象棋的台阶,你往下再走几十步。”我沿着河堤走了一个下午,也没数清那些垂钓者身边的桶里装着什么。直到暮色沉下来,一个穿深灰夹克的男人从配电箱后面探出头,问我是不是在找组织。他说这话时手里捏着一本1987年出版的《绵阳文史资料选辑》,书脊裂开了,露出暗黄的线头。

1980年代的铁牛街与东方红旅馆

我最早听说这个地方,是2016年春天。当时我在绵阳三台县收集民间俗谚,一位姓邓的退休中学教员无意间提到:“你们这些年轻人不知道,八十年代的时候,铁牛街的东方红旅馆,二楼靠楼梯那间房,常年住着几个精壮的汉子。说是跑运输的,可从不跟着车队走。”邓老师说起他1984年冬天去那间屋子修电表——他业余时会帮房管所干点活——看见墙上贴着一张手写的联络名单,上面没有全名,只有姓氏加街道名,比如“刘-南街”“张-顺河”。他很快便退了出来,因为屋里有个穿军大衣的男人正拿一把剃刀刮胡须,抬眼看他时,刀片在日光灯下一闪。

那是当年最朴素的去处。没有招牌,没有暗号,靠的是口头相传。旅馆老板姓宋,是个不怎么说话的独眼老头,1989年旅馆拆掉之后,他搬到开元场的筒子楼里,2017年才去世。邓老师说,老宋这辈子做得最讲究的一件事,就是从不登记那间房的客人名字。

南河埝的铁皮棚与三轮车夫

东方红旅馆倒掉后,散落的人们转移到南河埝一带。1993年我亲耳听一个摆烟摊的老太太抱怨,说河边那些铁皮棚子“白天锁门,晚上亮灯,像打更一样”。她不知道,那确实是在轮流放哨。铁皮棚里没什么物件,几摞红砖,一块铺板,外加一个铁皮焊的炉子,冬天烧树枝取暖。有个姓钱的退伍兵,转业后分配在市木材公司,成了这里的常客,他每次来都骑一辆凤凰牌自行车,车座后绑一个帆布工具袋,看着像去修水管。

1996年夏天暴雨,南河涨水,一个铁皮棚被冲翻。我在现场看人打捞杂物,捞起来的除了两只搪瓷盆,还有一本塑料封面的工作笔记。笔记本内页被水泡烂了大半,但有一页还能辨认,全是钢笔画的地图,标注着河堤每一段可以翻越的防洪墙缺口。后来那个笔记本被穿蓝布工装的人收走了,他说是市政处的。

这群人从来不聚会,只分散地“路过”。铁牛街的茶馆、河埝的铁皮棚,再到后来出现的江油中坝镇粮食局招待所,都只是路过的地方。用他们的话讲,这是一条“借道的路”,走到哪算哪。

下棋摊、修表铺与出租VCD的店

2003年,南河埝整治,铁皮棚拆了个干净。同年,临园路东段开了一家叫“新起点”的VCD租售店,老板姓何,四十多岁,单眼皮。店里靠里那面墙,搁着两排架子,最下一排是不入柜的——没有封面,只有手写的纸签,写着“93版”“97版”之类。何老板总坐在门口修一只老式座钟,有客人问他某个型号有没有货,他会先答“那天我修表太忙,没看”,然后等你走到店外转角处的配电房旁边,他才跟出来压低声音:“两天后,二桥桥洞。”

二桥桥洞那时候只有半夜才有人。桥洞下的水泥台阶被磨得滑溜,不知多少双鞋底的功劳。有个人总在那里卖盐水花生,穿解放鞋,戴一顶麦秆草帽,从不抬头看人。但他面前那盏马灯的灯芯长度,似乎永远一样。那盏马灯是2003年卖花生的人带来的,直到2009年他不再出现,灯也没人收。

我认得他脚边那只搪瓷缸,上面烧着“绵阳市汽车运输公司安全先进”几个红字。他从不开口,可他的存在本身就是一条消息。

2013年河堤改造,二桥桥洞被封上了铁栅栏。栅栏上焊了一块白色告示牌,写“防汛设施,禁止入内”。告示牌下方,常年插着一枝新鲜的柏树枝叶——不知是谁放的,每逢初一十五会换新。有回我蹲在岸边拨弄那枝柏枝,一个在旁边洗手的环卫工说:“别动那个,动了那人心不安。”他说的“那人”,至今是个悬案。

现在可能的地方:搬过三次去的长椅与公园西门

近几年,我确实没找到固定的聚点。2019年有人在凤凰山脚看到过三五个人坐在墓碑前的空地上摆弄收音机,但我不确定那是不是他们——毕竟那一片本来就常有老人放收音机。今年年初,我儿子在临江市场给我买鞋时,卖鞋的老太忽然低头对顾客说:“西科大后头那片柚子林,现在很少有人去了——以前周末早上,能看见两三个骑摩托车的男子在那换衣服。”她说的也许只是钓鱼爱好者。

前些日子,我在翠花街一家修理锁具的铺子等配钥匙。铺子墙上贴着一张泛黄的纸片,写着“棉阳同志常聚——旧西门河堤一茶摊”。那字迹是圆珠笔写的,有些晕染,但“棉”字明显是笔误。师傅说这张纸片是他在旧货市场收的一个饼干盒里翻出来的,盒底还压着一块蓝色塑料牌,上面印着“国营绵阳旅馆·寄存处·64号”。他说那块牌子没卖,挂在自家厕所门上挡灰。

我摸了一下那块牌子,上面的编号已经被摸得几乎看不清了。厕所的光线灰暗,牌子边缘的塑料开了一道口。配完钥匙往回走时,迎面遇到一个穿旧绿军装的老头,他腰上别着一枚搪瓷厂徽,走到我前面两步时,忽然停下来,从裤兜里掏出一条橡皮筋,松开又重新箍在手腕上。他走远了,我回头看那门牌,那铺子旁边的配电房墙角,有人用粉笔画了一个极小的圈,圈里又画了一道横线——像一张床,又像一张地图上标了一条路。第二天再路过时,粉笔印被雨冲得干干净净。但那个圈的样子我记住了,轮廓有点像绵阳老地图上铁牛街拐角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