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骆驼镇小巷子｜退休教师眼里的西街旧事
“张老师，侬又去西街啊？介热的天，当心中暑。”面馆老板娘阿珍端着碗馄饨，朝我努努嘴。
“今朝小孙子要来，去买点酥糖。”我接过找零的硬币，往裤兜一塞，“阿珍，侬晓得西街巷口那户煤球厂啥辰光搬走的？”
“哪能勿晓得！九几年吧——哎，侬孙子不是不爱吃甜的嘛？”阿珍一边抹桌子一边接话，“上回看侬买的是咸饼干。”
“你倒是记得牢。小囡喜欢吃咸的，我家老太婆偏要塞酥糖给他。”我笑了，“西街那条巷子，你阿爸年轻辰光在那里拉过板车，对吧？”
“拉过！巷子窄得嘞，两辆板车对面都让勿过。”
从骆驼桥头往南拐，穿过邮电局和那棵歪脖子泡桐树，就是西街巷子。四十多年前，我在镇中学教书，每天上下班都从这里穿。巷子青石板铺地，两边墙根长满厚厚的青苔，下雨天要踮着脚走。墙上钉着一块泛白搪瓷牌，写着“西街74号”，油漆描的红字褪成淡粉。
巷子最宽处不超过一米八，两个人并排走就要肩碰肩。头顶挂满晒衣裳的竹竿，晾着印着海棠花的棉毛衫、藏青的卡其中山装、蓝白条纹的毛巾。电线像蛛网一样横竖拉过，悬着几只棕褐色葫芦状的绝缘子，一到雷雨天就听见“嗡嗡”的电线振响声。
巷中段立着根水泥电线杆，根部刷着半截黑漆，贴满了“补漏”“出售二手彩电”的小广告，最底下那张“专修高压锅”的纸条已经卷边发黄，纸角翘起来，风一吹就“啪嗒啪嗒”响。
煤球炉与读报声
巷子最热闹是早上五点半。住在74号的高伯雷打不动在门口升煤球炉，铁皮炉筒里塞刨花引火，浓白的烟从炉口喷出来，呛得人眼睛发酸。他把一把旧蒲扇摇得呼呼响，火星子“噼啦”蹦出来，落在地上溅起小灰点。
高伯是航运公司退休的，眼睛不好使，看报纸要把脸凑到纸上。他一边煽炉子一边念：“…宁波北仑港上月集装箱吞吐量三十二万标箱…”“高伯，开早市啦？”我路过时跟他打趣。他摘下老花镜，笑骂：“小鬼头，我这是学习时事！”煤球炉上蹲一把铝茶壶，盖子被蒸汽顶得“咕噜咕噜”响。高伯煮的开水带一股煤烟味，我尝过一口就拿去浇他窗下的凤仙花了。
高伯的妻子在门口支个小竹椅，戴顶发黄的草帽，用指甲草染指甲。她把花瓣捣碎了和明矾拌在一起，敷在指甲上，用凤仙花叶裹住，绳子一扎。“张老师，要来一个吗？染红了漂亮。”她往我手上抹了把湿漉漉的碎瓣，“干了就不掉色，能管半个月。”我连忙摆手：“我一个大男人，染指甲像什么样！一上课学生要笑掉大牙。”
水井和卖糕人
巷子尽头靠墙有一口老水井，石板井圈磨得光滑发亮，挂着一条粗麻绳和漆成蓝的吊桶。井水冬暖夏凉，夏天打的凉水拿来冰西瓜，比冰箱还爽口。井沿上常趴着几只绿壳乌龟——隔壁周家的，养了十几年，壳上刻着“福”字。
井边支着周家三代人的米糕摊。两口黑铁锅，一摞白纱布。周阿姨记性好得吓人，你去年买过她几块糕她记得一清二楚。她掀开湿纱布，露出切成菱形的米糕，中间嵌着半颗红枣，冒热气。
“来三块钱桂花糕。”我从篮子里掏出三枚硬币。
“再加一块糖糕吧，今朝新做的。”她拿起油纸包替我装好，“你外孙上次说咸的比甜的好吃，我专门做了一板咸的。”她掀开另一口锅，露出淡褐色撒着葱花的咸米糕。
周阿姨案板底下压一把切糕的铁皮刀，用了三十年，刀刃磨成弯月形。糕铲用竹片削的，用得溜光水滑，边沿泛着蜜色。她包糕不垫塑料袋，只用油纸——白色那种，拿麻线十字扎紧，打个活结：“拎着走，散不了。”
拆改后的倒影
九十年代这里搞老城改造，西街巷子拆了一小半。煤球厂改成了家电维修部，门口堆着客人送修的各种家用电器，壳子裂开了拿黑胶布粘几圈。电线杆换成带绝缘瓷瓶的水泥杆，小广告还是不断有人往上糊，只不过从现在刷墙的刮大白，变成了专门破坏墙体的“牛皮癣”——红漆刷的“办证”圆体字，每逢周五就新添几笔。
高伯搬走了，住到北边商品楼。水井填了，填上去那天，石头缝里卡着个养乌龟的破搪瓷盆。周家米糕摊迁到镇菜场东门，改成玻璃柜——但周阿姨坚持不改招牌，木牌上“周记桂花糕”还是她公公当年写的毛笔字，漆皮掉了用指甲蘸墨水补。
前天下过雨，我从菜场回来又绕到西街巷口。新浇的水泥地台阶上晾着一只棕色布鞋，鞋帮破了个洞，洞边补着一块深蓝的碎布，针脚密密麻麻。一个穿蓝条纹衫的老人搬了把小竹椅出来，拿搓衣板大小的塑料盆搓一件背心，水“哗啦哗啦”倒进地漏——她身后的老墙根底下，还钉着块白色搪瓷牌，跟四十年前我在巷口见到的那块不同，上面印着新的门牌号“西街15-3”，红线槽里的漆快掉光了，翘起的搪瓷边挂着一撮灰白的蛛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