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兴洪合小巷子｜一件旧毛衣和一个外地女人的八年
“老板娘，你这儿收不收旧毛线？”那天傍晚，一个穿灰扑扑外套的女人站在我店门口，手里拎着个蛇皮袋。我正蹲在地上归置新到的酱油瓶，头也没抬：“收是收，不过现在谁还兴织毛衣？都是买现成的。”她没接话，把袋子往门槛上一放，解开系绳。里头是半袋子深蓝色的毛线团，缠得整整齐齐，线头都用小纸条别着，写着“前片”“后片”“袖子”。
我问：“你自己织的？”她点头。“给谁织的？”她抿了抿嘴：“我儿子。他爸走那年，他才四岁，我怕他冷，就学着织。织完了，又怕织小了，就拆了重来。来来回回，拆了五次。等真织好了，他个子一下子窜上来，穿不下了。”
她说完，自己笑了，眼眶却红一圈。我赶紧从柜台底下摸出个搪瓷杯，倒了杯热茶递过去。这杯茶，她后来喝了八年。
巷子口的固定座位
那是我在嘉兴洪合小巷子开杂货铺的第三年。铺子不大，也就二十来平，货架挨着货架，最里头摆着一张折叠桌和两把塑料凳，本来是给自己歇脚用的，后来成了附近几个熟客的固定座位。这个女人——大家后来都叫她“阿娟”——就是其中最常坐的一个。
她在巷子尽头的羊毛衫厂里做套口工，每天下午五点下班，准点拐进我店里来喝杯茶。开头一个月，她几乎不说话，就盯着门口那棵梧桐树发呆。有一回下毛毛雨，雨丝顺着屋檐滴在台阶上，她忽然说：
“老板娘，你信不信，一件毛衣能看得出一个人心里有没有气。”
我说：“怎么说？”
她说：“我头一回拆，是因为袖口收针收歪了。拆到一半，歇歇，又觉得没意思，就又随便织。来来回回拆的五回，只有最后一回不生气，因为我压根不指望儿子能穿上了。”
我听得有些发愣，手上给方便面码货的活儿也慢下来。她说出这话时，眼睛里没有怨气，倒像个讲旁人的事。
那一排线团和剪了也不心疼的布头
嘉兴洪合小巷子的羊毛衫厂多，到了九十年代末，几乎每家门口都堆着布头碎线。阿娟在厂里干了两年后，开始把零碎的废线带回来，在我店门口的一个旧竹筐里分拣。她说，这些线头颜色杂，但粗细差不多的，拼一拼就能织成小孩的袜子或者套袖。
我觉得新鲜，就帮她把竹筐搬进屋，腾出一块地方。没想到这一放，给我店里招来不少人气。厂里下了班的女工路过，看到筐里花花绿绿的线头，都进来蹲下来挑一会儿。有人用碎绒线给洋娃娃织帽子，有人织个手机套。那几年，织东西不是为省钱，纯粹是手闲不住，说起话来更热乎。
阿娟手最巧。她能把自己厂里不用的废厚呢子角料剪成拖鞋面，用粗麻绳锁边。我店里进了一批温州产的塑料鞋底，五毛钱一双，她就买回去配。做了大概不到二十双，全被隔壁开小吃店的孙嫂收走了，说是拿去寄给老家亲戚。
| 原料 | 来源 | 成品 | 去处 |
| 深蓝毛线 | 厂里退回的次品 | 开衫（拆了五回那件） | 压箱底 |
| 呢子角料 | 裁剪车间边角 | 拖鞋面 | 孙嫂亲戚家 |
| 绒线头 | 纺纱车间地面 | 小孩套袖 | 巷口小学门口送人 |
那几年，嘉兴洪合小巷子的灯天黑得晚，夏天到七点半还亮堂。阿娟坐在我店门口的矮凳上，低头穿针，针尖在头发上刮一下，又低下头。晚风吹过来，梧桐叶蹭着塑料袋发出沙沙声，跟我冰箱的嗡嗡声混在一起。
她离开以后
第八年的春天，阿娟说要回四川老家。她公公瘫了，没人照顾。走之前那天下午，她没带毛线来，就空着手坐了一个钟头。临走，塞给我一个塑料袋：“这双拖鞋是新做的，鞋底我去城东鞋料店买的，比那五毛钱的经穿。”我接过来，拖鞋是深灰色的，鞋面上还缝了一小片棕色皮革，做成了个简单的竹子形状。
我问她：“你儿子那件拆了五回的毛衣，要不要带了走？”她怔了一下：“早拆光了，线头和几颗扣子都扔了。”
她走后第五天，我在扫店门口时，从竹筐底下翻出一个硬纸团，打开是一件织了一半的蓝色小背心，针脚密得很细，应该是改年龄太小的人织完就忘了。我手一翻，看到背面缝着一张小纸片，圆珠笔写着字，有点洇了：“收针先松后紧，小孩穿起来领口不勒。”
我把这件半成品叠好，压在抽屉里。隔了三年，有小姑娘来问有没有暖水袋套子卖，我想起它来了。拿出来想拆了线给她重织，手捏着针脚，最后又放了回去。那抽屉至今还留着，跟你门口梧桐树越长越高一样，一时半会儿腾不出地方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