攀枝花站在街边的姑娘｜四十年后我认出了那双布鞋

她还在那儿。今早我路过仁和街口，看见那个水泥墩子边上摆着一双洗得发白的解放鞋，鞋带系成死扣，旁边搁着个帆布工具包。包口露出半截刮刀和一卷砂纸。我蹲下来看了半天，附近修鞋摊的老周冲我喊：“陈老师，那是前几年常在这儿等活儿的那个姑娘留下的，她嫁去云南了，鞋不带走。”

我直起身，太阳穴跳了一下。那双鞋的针脚，跟1978年我在大渡口桥头看到的那个姑娘脚上的，一模一样。

那会儿我刚分到攀枝花二中教语文。学校隔着江，学生要坐轮渡过河。但真正让我记住的不是江，是桥头那棵攀枝花树。每年三月花开，猩红一片，花瓣落在地上，像谁打翻了滚烫的铁水。树底下始终站着几个姑娘——她们是冕宁和德昌山上下来的，识得野菜，会说汉彝两种话。

城里人都叫她们“等活计的姑娘”。包工头雇她们去工地上筛沙子、扛水泥袋。多的时候一天两块钱，少的时候一块五。她们规矩得很：没活路就在街边站着，决不蹲，裤缝永远齐齐地压在布鞋边沿。太阳毒，她们拿尿素口袋拆开对角，支在树枝上遮出一小块阴。

我执教第二年春天，班里有个姓俸的女孩，旷课三天。第四天我在桥头找到她。她蹲在树根底下不知等什么人的活，看见我来，脸上没能藏住的窘迫晒得通红。

“你给我说清楚，三天不上课在耍啥子？”
俸姑娘把手里攥着的刮刀藏到身后：“陈老师，对面工地抬水泥缺人。一趟六分钱，我要把弟弟的学费抬出来。”
“你二天要是当小工上瘾了，哪个教他做算术？”
她低头想了半天，忽然站起身，拍了拍满裤腿的砖灰：“老师，那你说，我一边等活一边背《岳阳楼记》，能不能背熟？”

第二天清晨五点，我又在岔道口迎面碰到她。她不再站到树荫底下，反而站在太阳直射的水泥墩子上，脚边整整齐齐排着四根砖头形的石块——是她自己做的压锤工具，专门用来把工地上的玻璃渣子锤实垫路。手里呢？拎着语文课本。

我推着二八自行车走到她跟前，她当没人一样，全不觉得有多丢人。

她嘴里含混地嘀咕着“先天下之忧”，眼睛始终望着老桥上首的罐罐车。忽然车子一颠，撒出一小撮青白色的石粉，她立刻把课本交给旁边扎马尾的跟班姑娘，旋风一样冲上去，靠着马路牙子上蹲下，抄起刮刀就砌炉壁上的填料。五分钟活儿干完，回来接着背书，一个生字不磕巴。

那一个夏天她就用这样的章程在啃书。走掉的脚印有多少不清估，但等到开学报名那天，她一个人跑到我办公室，从帆布工具包里掏出捡废报纸抄抄讲义的十多页本子，上面密密麻麻全是白粉笔灰剩下的记号。

1981年三月	我最后一次在树底下看到她	她说要去当兵
每双月的成绩单存根	同批记录有磨穿的补鞋号子“三五一四”	……

等她真走后，很多年我都没有再拨过这城市旧的指针。

攀枝花树还开放的那条江

二十年里校区改三次名，轮渡码头拆掉重修下坡路，老街拓宽后，树上铺的钢筋网子在雨天能反出一片湿亮。也没有哪个走四方的“路上工”姑娘还守传统，老一批念书的早出来工作。桥下面的空坝子装上安检铁栅栏，过路的人不必伸脚尖了。

到了养老站工作的第二年，有个疾控中心退休的老大姐拿来一堆老式口罩和扎手的医用帆布，要铺子里织袜口的帮工替工友们缝合背带上用的耐磨双层布纫。“到底顶针呢还是脚踩机呢?”小姑娘拿鸡心葫芦反复垂顾。

她用顶针顶的几下，极快、极静，回堂听到那种胶底鞋压水泥的小喀叭声调，忽然想到，那些走远了的，原来没走。

最后一道绱边做完了，我教她换个内衬法——穿线回拆单线改叉花互缝的—道工序，旧年代工地搬运重兵常做的那劳保打法。姑娘霎时看靦自己说出来的工具名，愣了愣，磕磕桌子站開笑，“原来老师也光凭技术挣口牛奶唔。”

忽然她的手停住，从那靴深处描出来的东西，拉直，摊平，斜跨吊袜背一带地方，别着一粒红枣做的锁扣。

老周盯走鞋的架势眼熟，还打量我的态度。“你说那你九四年拿了镇上文化营业证？”我没有顺下去讲，只在口袋撦两张当时保健所发的硬线卫生纸装着的深粉铅笔课票——要是想听我那个学校后来的事,这倒简单?

后来我去废品收费站配大脚扳手总看见一件缩绒的旧恤挞挂着风耗白的衣绳旁。老板娘每以拿炭跟线封衣角那路背，我就知道他递回来的可就不光新包绣了尺数。

一位修鞋的车摊人突然提醒远处那棵攀上二楼的古老的树后脚在六月暴雨后的光影里，地砖隙漏缝细处插着支同样枯黄的钢笔——冲水写了半画个脏污的水没出阳路弯，便从水泥楼面上挪过来的脚台贴下的绒里渗到外边来。

从此我做教材那份宽梦就不去数沙包麻线上兜着零头哪个真线车行里的人知道：四十年前在那片地里等着太阳西沉的那些扁鞋，无论接替坐到现在的什么人将落坐的位置，总会有一个人在那儿路过或站下，对着来名头心里发一夜带一包井水都差不多。

再回头时那双解放鞋被老周错进篓里漆上封胶。攀枝花的花，又是烬红一线爬低檐，檐脚的姑娘该走去任意一段晴天该去把皮鞋裁匀的地方了——我没停步，只把沾灰雨的碎镜盖放回台面压干旧布袋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