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德镇小巷街｜一张1970年代煤球票串起的弄堂烟火
前天整理母亲的老樟木箱，翻出一张叠成指甲盖大小的煤球票。票面印着“景德镇市煤球供应券，一九七七年三月”，红章褪成淡粉色，右下角被水渍洇开一个铜钱大的晕圈。母亲说，这票是在彭家下弄的煤店换过最后一担蜂窝煤后，顺手塞在围裙兜里的。
彭家下弄，正是景德镇小巷街里最窄的一条。
我捏着这张票，忽然想起那些年的冬天。巷子窄得只容两人侧身错过，屋檐滴水把青石板打出一个个凹窝。早晨五点半，弄口那家煤店的铁栅栏就拉开半扇，排队的人从店门口一直蜿蜒到隔壁的瓷土坯房。母亲总让我提一只竹壳热水瓶走在前面，她说小孩个头矮，挤在大人腋窝底下反倒暖和。煤店里乌黑锃亮的地秤上，整摞蜂窝煤码得齐整，十二只一垛，用草绳拦腰捆好，约莫是四毛七分钱。卖煤的严师傅戴一副断了腿的墨镜，用半截筷子当镜腿，插在耳朵后边，他眯眼看票，从来不数，只说“拿好，别叫雨泡了”。
那些年景德镇小巷街的冬天，是灰蓝色的。
炊烟从每家每户的烟囱里钻出来，和瓷窑的余烬混在一道。巷子两边的墙是窑砖砌的，深褐色，表面结了亮晶晶的釉汗——那是旧时窑火烤出来的。家家门口堆着劈好的松柴，斧印新鲜，散发干燥的松脂气。我记得下弄中段有一口老井，井栏的麻绳印深得能放进一个指节。夏天傍晚，井台上蹲着打水冲凉的男人们，赤膊，脊背黝黑，水泼在青石板上“嗤”地冒起白汽，凉意顺着小腿漫上来。井边那只豁了口的木桶，是巷子里的公共物什，谁用完了都自觉挂在钉子上。有一回我不小心踢翻了桶，邻家阿婆从窗子里探出头来，不骂人，只说“莫慌，桶里还有半瓢”，转身递出一块腌萝卜。萝卜是她自家缸里泡的，酸咸敦厚，咬一口能听见脆响。
后来读了些陶瓷史的资料才明白，景德镇小巷街之所以弯弯曲曲，顺着坡势随意生长，正是因为它最初就是窑工和坯房工人走出来的脚板路。不做规划，不讲风水，哪个窑口开窑，哪家柴房进料，巷子就往哪个方向延伸。红店街的彩绘女工早晨端着稀饭碗坐在门槛上，一边吃一边给瓷瓶描金线；铁匠弄的打铁声从上午八点持续到下午五点，叮当叮当，像一座永远不缺节拍的钟。门闩上挂着的竹篮子，里面常搁着几个刚出窑的茶杯，釉色青中泛白，口沿有一道自然的火痕。
那张煤球票反面，母亲用圆珠笔写了几个字：“腊月廿三，换米”。米店在弄堂尽头的弯角，柜台上搁一只算盘，珠子被磨得豁亮。卖米的黄老板每次都先把米倒进斗里，再用一把红漆木板刮平，动作干净利落，刮出来的那一道，比尺子画的还直。
我还没见过谁在景德镇小巷街里迷路。
因为每条巷子最终都通到一条更宽的弄，而每条更宽的弄又都通向一条能走板车的街。巷与巷之间，靠一道道拱形门洞相连，门洞上方嵌着不同时代的铭砖，有的刻“光绪丙午”，有的刻“公元一九六八”。小孩子在门洞下追逐，声音被拱顶折回，像被一只巨手拢住又松开。下棋的老头把棋盘搁在井盖上，棋子是自家用瓷土捏的，烧过一遍，青釉下露着“車”“馬”“炮”的粗拙笔迹。有一盘棋，从中午下到天黑，棋盘边多出一碟炒花生、一壶蓼子茶。那个戴解放帽的老头最终赢了一子，得意地把棋子撂得老高，对面的老兄摇摇头，把茶壶里的茶叶嚼了，说“明天下”。第二天，棋子还在井盖上，夜里没人收，落过一场薄露，青釉上沁出一层水光。
去年秋天我回去过一趟，想看看彭家下弄还在不在。走到巷口才发现，那棵老槐树没了，煤店改成了一间售卖创意瓷的小铺子，玻璃橱窗里摆着亚光白的天使雕塑。但绕到巷子后身，煤店的旧墙根还在，墙缝里嵌着半块当年压顶用的整砖，窑汗浓得像墨。有个年轻人蹲在地上修一只电水壶，边上搁着一沓褪色的煤球票，不知从哪个老屋的墙洞掏出来的。他说打算装裱起来挂在店门口：“这是老底子，好看得很。”
我忽然想起母亲那把竹壳热水瓶，壳身已经被烟火燎得焦黑，瓶口软木塞染成茶褐色。也许此刻还在老屋的灶台上立着，瓶胆早碎了，壳里装满了母亲晾晒的干辣椒——红艳艳的，尖朝上，一丛一丛，像极某件没来得及烧成的瓷坯上那道最原始的红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