湛江蒲友｜菜市场里认得的虾蟹之交
今天上午十点，我蹲在赤坎北桥市场东门的水泥台阶上，等老陈头从海南发货的最后一班冷链车。旁边卖蚝的阿婆问我等谁，我说等一个蒲友。她咧嘴笑，露出缺了颗侧牙的牙床：“是等那只‘虾鬼’吧。”她管老陈头叫虾鬼，因为他蹲在泡沫箱边挑虾的样子，像极了夜里在码头找食的猫。
所谓“蒲友”，在湛江话里不是夜场玩伴，是那种凌晨四点半在市场碰头，为了三斤野生明虾能蹲着唠二十分钟的熟人。你家里有红白喜事不用发请帖，打个电话他就能帮你挑货砍价，连蟹钳上的绳结都替你系成死扣，怕在菜篮里散开伤手。我跟他认识，是在2016年夏天，霞山水产市场还没拆东侧大棚的时候。
那片湿漉漉的水泥地
那年台风“电母”刚过，市场里顶棚漏着雨，地上全是海水的腥气和塑胶拖鞋踩出的黑水印。我那时刚调来湛江做生活版编辑，接了“老菜场地图”的选题，要写十家卖鱼佬的摊铺。走到老陈头摊前，他正蹲在铁盆边，用手背抹掉脸上的雨珠，给一条黄花鱼翻面，看腮色。
“死的活的？”我拿着本子问。
他看了我一眼，没理。又把鱼拎起来，对着角落漏下的一束光看鳞片。过了大概三十秒，他把鱼往盆里一丢，说：“活的。腮盖红，眼睛亮，鳞上粘液够厚。你摸一下，手冷了没？”我伸手碰了碰盆里的水，冰凉，这才知道活鱼和刚断气的鱼，摸上去手感不一样。
从那以后，我每次去市场都先找他。一来二去，他教我认虾的新鲜度——看虾头的壳和身子的连接是否紧实，“如果虾壳一碰就脱开，那是死了一整晚的。”又教我听蚝壳的响声，两个蚝互相撞一下，声音发闷的肉不够肥，发脆的才厚实。他从来不记我名字，见面就叫“阿编”，但我手机里存他的号码就存了两个字：蒲友。
大排档桌子上的规矩
蒲友之间定的规矩不比牌局少。第一条，不许在摊上互称“老板”，一叫就生分，生意归生意，人情归人情。第二条，买虾蟹不带秤砣去，信他就别自己称，回家觉得分量不对，下次见面不说话。这些年他没短过我秤，倒是有一次多给了一条小石斑，说是留着也没人要，头太尖，看着瘆人，拿回去煮汤刚好。
我跟他在工农路那家没招牌的大排档吃过十二顿饭。他每次必点一碟炒河粉，要加虾油，然后把自己的那半碗蒜茸蒸蚝推给我，说他天生胃寒，蚝吃多了肚胀。后来有一回，他儿子从广州回来，他破例点了两只大花蟹，壳红得像新刷的油漆，桌小，搁在两个塑料凳拼的架上。
“阿编，你写那些市场的东西，讲的是不是我们这种人？”他掰开蟹腿问我。
我说差不多，写的是你在水汽里站着的那股劲。他点点头，把蟹壳里一汪黄色的膏连汁倒进嘴里，说：“那就行。别把我当老农民写，我可是考过船长的。”那晚我才知道，他年轻时跑过广西沿线的货船，后来老母亲腿不好，就上岸摆摊，一摆就是二十一年。
更年轻的蒲友
现在市场里多了些年轻人，背双肩包，拿手机对着鱼摊直播。老陈头不反感，但也不掺和。他指着其中一个穿橘色围裙的小伙子跟我说：“那也是蒲友，就是卖虾饼的，凌晨四点到，比我还早。”青年叫阿耀，在旧百货公司楼下支了个油锅，每天炸六百片虾饼，卖完就收，不留剩货。他跟老陈头有一个合作——虾饼上用的整虾必须当天现剥，壳归老陈头拿去喂他的几只花猫，肉归阿耀，换来一桶虾头熬的高汤。
这种交换和钱没关系，纯粹是隔壁摊的方便。阿耀的围裙兜里常年塞着一包硬壳红双喜，见到老陈头就抽一支出来放到他摊上，不放嘴里，是给卖干贝李婆的老伴留着，那人牙口不好，喜欢把香烟揉碎了加进茶饼里煮水喝。
北桥市场东门的台阶
今天等车的时候，我数了数台阶上的裂缝。左边第三条缝里卡着一枚牡蛎壳，边缘磨得发白，比手边任何一块鹅卵石都光滑。阿婆说那是去年台风时从泡沫箱里冲出来的，后来被人踩了许多脚，也没碎。
冷链车终于到了。老陈头没等人凑近，自己先猛地跳上车厢，扯开一只银色保温袋的拉链，用手掌往蟹壳上碰了一下，随即缩回来，咧嘴说：“冰够厚，昨晚下的船，今天中午躺你们家锅盖底下。”他扔了一只最小的面包蟹到我的塑料桶里，说回去先养半个钟，让它吐吐沙，再上蒸格，底汤里搁三片姜和一根香茅。
我拎着桶往家走，走上坡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他还蹲在台阶上，正在用一卷红色封箱胶带粘泡沫箱破掉的边角。阿婆递给他半碗热水，他吹了吹，没喝，反手淋在蟹腿上。
北桥市场东门那片台阶旧了，水泥裸露的地方磨得泛白。老陈头说自己明年想收摊不干，回坡头老家养几池虾。但他每次这么说，隔天早上依旧四点起来去码头接货。锈迹斑斑的台秤边上，放着他从不离身的搪瓷缸——底漆掉了，露出灰铁皮，盖子凹了一块，那洞正好跪成一个椭圆，像细长的蟹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