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州红丰发廊一条街在哪里｜红丰新村西门对面，老香樟树底下那段上坡路
你要问现在哪里还找得到红丰发廊一条街，我这么跟你说吧——红丰新村西大门正对面，那排老香樟树底下的上坡路段，门面房还开着三家老店。不过你别指望看到当年那种霓虹灯转花筒了，如今最东头那家“阿芳理发”的玻璃门上还贴着一张褪色的“洗剪吹15元”红纸，边上用修正液补了行小字：“65岁以上老人周二上午半价”。这条路不长，从坡底的杂货店走到坡顶的修车摊，也就一百来步，慢慢踱五分钟工夫。
我退休前在红丰毛巾厂做了三十四年机修工，家就住在17幢。上世纪九零年代末，厂里头一次搞下岗分流，车间里几个手脚麻利的女工先走了。她们没别的本事，就会使唤推子和剪刀。先是有人在自家车棚里支了面镜子给人剪头发，后来坡上那排原来是厂办仓库的平房腾空了，厂里统一改成一间间十来个平方的门面，对外出租。头两个月租出去五间，全开的发廊。
那阵子这条路热闹到什么地步？早上七点不到，卷帘门“哗啦哗啦”往上推的声音跟接力赛一样。阿芳那时候刚三十出头，她老公是跑长途货运的，她早上八点开张，晚上十点还不一定收工。她店门口那把铁皮椅子是整条街的标志，坐上去的客人没有不抱怨“硌屁股”的，但下次来还是往那儿一坐。旁边是“小宁波”的店，他烫头用的是那种老式大圆罩子，往人脑袋上一扣，通电后嗡嗡响，像戴了个蜂箱。再往坡上走，是哑巴师傅的店，他不说话，但剪男士寸头是一绝，推子从后脑勺往上走，三下五除二，鬓角刮得干干净净。那些年，红丰这一片谁家孩子满月要剃胎毛、谁家老人要走时理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他，提前一天到他店门口放块砖头占个位。
我们厂里的老同事隔三差五在坡下的杂货店门口碰头。杂货店老张是浙江丽水人，柜台玻璃下面压着当时每个月的《湖州广播电视报》，上头有节目标注，谁要看什么电视剧，就趴在他柜台上拿圆珠笔划个圈。老张店里最显眼的货除了黄酒和酱油，就是那把挂在门把手上的塑料红梳子——那是坡上发廊一条街的约定俗成，梳子挂出去，就表示还有空位，不用等。要是哪个店主忙忘了收回来，半夜起风，塑料梳子敲着门把手“啪嗒啪嗒”响，值班的保安就得一路收过来。
后来到了2003年前后，超市里卖起了二十块钱的“飞科”电推剪，好多人自己在家就解决了。再加上旧城改造规划的调整，社区服务中心在别处建了新的便民理发点，坡上的铺子就开始一家家关。最惨淡的那年，整条街就剩下阿芳和哑巴师傅两杆旗。哑巴师傅的五号店铺关之前，他把自己那套德国进口的推子送给了阿芳，用白胶布在柄上缠了三道，防止打滑。阿芳收下了，但一直搁在抽屉最底层，逢人问起就说：“太承重了，我这手腕子现在提不动。”
2016年社区搞“背街小巷整治”，把坡上的路面浇了新的混凝土，两边装了太阳能路灯，还重新漆了门框。施工队原本要拆掉那些旧理发椅，阿芳拦住说：“这几把椅子比我女儿岁数都大，丢了可惜。”后来社区领导做主，把三把旧椅子搬到旁边的文化长廊摆着当景观。椅子上铆钉松了，坐上去有点摇晃，但路过的小孩都喜欢爬上去假装剪头发，拍照拍得咯咯笑。
前几天傍晚，我又溜达到坡上。阿芳还没下班，她正弯着腰给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太太修鬓角，刮刀在她手里转得又慢又稳。老太太闭着眼睛说：“芳啊，你当年给我头一回烫头，收了我八块钱，那时候你还在车棚里。”阿芳愣了一下，从镜子里看人，回了一句：“婶子，那会儿技术不行，烫完你半个月只能侧着睡，你说枕头都被你压出坑来了。”两个人从镜子里对着笑。那把缠了白胶布的德国推子，不知哪年又被阿芳翻出来了，此刻就搁在镜子底下搭着条蓝毛巾，手柄上的胶布颜色发灰，边角翘着，像片干树皮。
我遛下坡的时候回望了一眼，路灯刚好亮起来，香樟树的影子落在红棕色的门廊上。阿芳正在关卷帘门，她先弯腰把地上的碎头发扫到一个小铁皮簸箕里，倒进垃圾桶，然后又蹲下去捡起一根漏网的头发丝，掐在指间对着灯火看了两秒钟，才弹掉。坡底，老张杂货店的铺面早改成了水果店，店门口的电子秤放着五斤苹果，红色塑料盆里还横着那根用过的橡皮筋。白天走过来买橘子的一个小孩，用土话问收银的阿姨：“这里的路为啥叫发廊街？”阿姨把找零的硬币放进他手心，说：“你回去问你爷爷，他在这条道上理过三十年的发。”小孩跑远了，收银台后面的电风扇呼呼转过头，把三张找零的角票吹到了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