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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近的小姐玩玩｜老城厢棋牌室里的麻将搭子

“张姐，你昨天说的那家棋牌室，到底在哪儿？”我把电动车往墙根一靠，冲坐在竹椅上择菜的女人喊了一嗓子。她头也不抬，手里的豇豆掐得啪啪响，“喏，酱油店后头那条弄堂，走到头右拐，门牌漆成绿的那家。”顿了顿，她抬眼笑我，“我说小宋，你是真打算跟那帮老太太玩‘附近的小姐玩玩’那种牌局啊？那班子人可精，一块钱一炮，打得比男人还凶。”

我蹲下来，帮她捡掉在地上的豇豆节子。“昨天路过，听见里头哗啦哗啦响，几个阿姨嗓门大得掀屋顶。我就想挤进去看看。”张姐把菜丢进搪瓷盆，甩甩手上的水，“那里面三张桌子，都是住了四十年的老邻居。要说‘附近的小姐玩玩’，早几年这话不兴这么讲——她们管自己叫‘弄堂姐妹’。”

下午三点，我摸到那扇绿漆门口。铁皮门虚掩着，推开的瞬间，一股烟味混着茉莉花茶香扑过来。屋里坐满了人，最靠里的桌子围了五个老太太，每人面前码着两排筹码。一个戴金丝眼镜的阿姨抬头看我，手里捏着一张“二条”，嗓门亮堂：“小伙子，观战别出声，昨天我放了个冲，肉疼到现在。”

牌桌上的地名学

我在墙角的小马扎坐下，听她们边打边唠。原来老城区这几年拆了大半，就剩这条街还算原样。“方圆两里地，就咱们这张桌子的人最齐。”说话的是穿蓝布衫的刘奶奶，她面前放了只搪瓷茶缸，上面印着1998年某某食品厂的红色字样。

她们说的“附近的小姐玩玩”，在这个语境里是句玩笑话。五个人里年龄最小的也六十二，最年长的包阿姨今年七十九。她们谁也不介意被叫“小姐”，反倒觉得年轻。包阿姨捋了捋花白卷发，甩出一张“白板”：“当年我嫁过来的时候，这弄堂里全是梧桐树，现在树砍了，牌桌子倒留下了。”

她们打的是本地“烂麻将”，规则简化掉很多花头。定期的牌局排得非常规律：每周二、四、六下午，谁家孙子放学早了就提前散场。有人端来一盆盐水毛豆，有人拎着半斤绿豆糕。牌桌上的钱不走支付宝，全用些扑克牌当筹码，最后拿小本本记个数，月底一次性结清。

我注意到角落里有张老缝纫机，机头旁边堆着几副缺角的麻将牌。刘奶奶顺着我目光看过去，笑了：“那是七十年代我嫁妆里的蝴蝶牌缝纫机，现在当桌子使了。麻将牌是我公公留下的，那是他在厂里当先进工作者得的奖品，竹背骨面，比现在塑料的沉手得多。”

一个下午的三圈牌

打了两圈，包阿姨跟对家吵起来了——因为一张“幺鸡”算不算花。吵了五分钟，又因为金丝眼镜阿姨递过去的半包大前门烟，火气就散了。金丝眼镜阿姨叫周慧敏，跟港星同名，不过跟唱歌的那个一点不搭界，她在旁边的粮店管了三十年账。

“说实话，‘附近的小姐玩玩’这个说法，最早还是老刘头开玩笑说的。那时候他在菜场卖水产，每次收摊路过这儿，就隔着窗户喊一句‘小姐们玩着呢？’——就是图个乐子，跟现在你们年轻人喊‘姐妹们’一个意思。”

周慧敏用指甲划开一包新的茉莉花茶，给每个人的杯子续上水。杯子里泡出来的茶叶梗子竖着浮沉，她说看茶叶能算命：“竖起来三根，今天你冲三家。”

第三圈散场时，窗外下起雨。雨水顺着铁皮屋檐滴到一只红色塑料桶里，桶里养着两条鲫鱼，是包阿姨上午买的，打算带回去烧汤。她们没有要走的意思，反而打开了一盏日光灯管，发出嗡鸣声，鸽灰色的光线落在绿色桌面上，照得那些骨牌上的刻痕格外深。

刘奶奶从兜里摸出一副老花镜，腿断了半截，用橡皮膏缠着。这副眼镜从厂里退休那年戴到现在，整整十七年。

她们聊起下个月老邻居乔迁的事——一户姓孙的夫妻要搬到郊区儿子那里去。孙师母不打牌，但爱凑在旁边看，每次都带着自己缝的坐垫，说“麻将馆的凳子凉”。她这一走，这个“附近的小姐玩玩”的牌局可能就少了一个看客，但那张塑料凳子边上还会留出空位。

雨声渐密，瓦片间的积水顺着落水管咕咚咕咚响。包阿姨放下牌，添了一次热水，那只印着1998年的搪瓷茶缸的把手拧了半圈，杯底的水渍留在了桌面上，好久才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