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通汽车站后面巷子｜拆了一半的矮墙还留着门牌号
今年清明回南通，我特意绕到人民西路背后那条巷子。巷口那棵刺槐还在，树干上钉着块蓝底白字的铁皮门牌，「南通汽车站后面巷子」几个字被雨水浸得发胀，笔画边缘翘起毛边。对面快餐店的卷帘门拉下一半，底下露出几捆发黄的旧报纸。墙根蹲着个修鞋老头，正用锥子扎鞋底，头也不抬说：“又来找人了？早搬光了。”
我站在巷口，想起三十年前这里的模样。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巷子
那时候汽车站还在青年路，每天天不亮就有拉客的三轮车在巷口等活儿。巷子窄得只容两辆板车错身，两侧挤着七八家小店：卖烤红薯的铁皮炉子，修自行车的摊子，还有一间做铝合金门窗的铺子，电锯声从早响到晚。巷子深处是几排平房，红砖墙面没抹灰，窗台上搁着煤炉和酱油瓶。
我舅舅在巷子中段租过一间门面，卖五金零件，只有八平米。柜台用三块水泥板拼成，上面铺着油毛毡。柜角搁一只搪瓷盆，里面泡着几颗螺丝钉——防锈用的。每天中午，舅舅去隔壁面馆端一碗雪菜肉丝面，蹲在门槛上吃，碗底搁着一头拍碎的生蒜。面馆老板娘姓周，四十来岁，系着蓝布围裙，下面条时总把筷子插在发髻里。
巷子里的人与物件
巷子中段有个公共水龙头，是周边住户的洗衣处。每周日上午，水龙头前排队等着洗被单的妇女们，脚边放木盆和搓板。水费按桶算，一毛钱一桶，看水表的是个瘸腿大爷，姓吴，大家喊他“吴瘸子”。他记账用一本小学生作业本，铅笔写的，攒满一张就撕下来夹在耳朵上。某年腊月，吴瘸子突然不来了，换了个年轻人在水龙头旁放只铁皮箱，自备零钱。问他原来的吴师傅呢？年轻人说回安徽老家了，把水表移交给了他外甥。
巷子最里面有一家做馄饨皮的作坊，每天凌晨两点开工。擀面机轰隆隆响起来，整条巷子跟着抖。作坊主是山东人，姓冯，个子高，天天穿件汗背心。面皮在机器上过三遍，撒玉米粉，叠齐了用刀切成梯形。他老婆在案板边包馄饨，手指飞快，一上午能包两千只。馄饨皮每天送到隔壁三条街的小吃店，用湿包袱兜着，骑自行车一家家送。冯师傅的自行车后座绑着一只白铁皮箱，里面铺着纱布，路远的店先送，近的后送。
到了下午三点以后，巷子安静下来。刺槐的树影斜过整面墙壁，落在地上像一块块碎布。住在这里的老人搬出竹椅坐在门口，手里摇蒲扇。有人把收录机拎出来放邓丽君，音量拧到最小，只听见“路边的野花你不要采”的尾音在墙皮间弹回来。对面公用电话亭的老板搬出小桌板写出租记录，蓝墨水的钢笔字，一行行密密麻麻。巷口那家杂货铺的柜台玻璃下压着几板电池和一小把气球，气球上印着“上海牌”水印。
拆迁前后的最后一截底片
2012年夏天征迁通知贴出来那天，巷子里没动静。真正开始拆是次年春天，推土机先从北头下嘴，一周内铲掉了第二排平房。有人骑着三轮车在废墟里翻旧砖，拿废铁的拖着蛇皮袋转悠。冯师傅的馄饨皮作坊搬去东郊，临走那天把他那台擀面机卖给收废品的。机器是1985年买的，铝制滚轮磨得发亮，收废品的只肯出三百四十元。冯师傅蹲在机器旁边抽了两支烟，朝滚轮踢了一脚，说进口皮带少说还能用五年。
水表摊早撤了，水泥底座还在，上面落着几片枯叶，旁边绕着新铺的水泥地面画出一道白线。公用电话亭拆掉了——那只出租本留在墙洞里，后来不知道被谁取走。老周面馆搬去新车站周围，换了个名字，招牌是红底白字。她儿子接手了面馆，在收银台后面悬了块黑板，粉笔字写着今日浇头。每碗面贵了十二块钱，但雪菜还是自己腌的。
现在巷子剩一半——从人民西路往里走四十五步，路面还是旧的碎砖，踩上去微微陷。刺槐树底部缠着铁链，链子上挂了一把生锈的挂锁，没人知道钥匙在哪。那棵树的树皮上还能看见刻的“王磊到此一游”五个字，刻痕里积着灰。
修鞋老头收起锥子，收拾摊子时对我说：你往巷子尽头看看，墙角那半截矮墙上的绿色铁皮门牌，是九排十二号。我走过去，剥开爬山虎的枯藤，门牌号还能看清。铁皮右下角用钢印敲了一个“候”字，可能是做门牌的工人随手留下的姓氏。旁边矮墙上有人用粉笔画了一只鸟，只有翅膀和尾巴，没有头。
巷口的柏油路面新铺过，朝着新车站方向延伸。一辆电动三轮车慢慢驶过，车斗里放着三个塑料凳和一根拖把，骑车的人歪着头，另一只手拿着手机看视频，笑声从喇叭里漏出来，在没人的矮墙之间打了个转，接着就被五月东南风带走了。
那个修鞋的老头已经走出几步。自行车后座上绑着一只桶，桶里面是几个空线板。他停了一下，伸左手去扶车把上快要滑下来的马扎——那个马扎的布条是换过的，深蓝色，跟原来那只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