芦台鸡一条街｜从煤厂路口到晚饭点的三公里
周日四点，我从芦台老桥西头下车，往北走。这条路我跑了十几年，每个档口换了几茬老板，招牌倒是越做越亮。今天不赶稿，就想看看这条街现在什么模样。
第一个档口还是老陈家。铁皮棚子没换，地上铺的灰砖裂了几道缝。陈嫂正蹲在笼子前，给一只芦花鸡的爪子缠胶布。我问她，这是干嘛？她说，昨天运来的时候挤伤了，不缠住，它站不稳，买家看了不放心。
她手指上沾着鸡食，往围裙上一蹭，递给我一张名片。边角卷了，印着手机号和“专供食堂”四个字。
档口规矩
这条街的规矩，外来人摸不透。鸡不是摆出来随便挑的，得先看笼子。笼子分三层：底层是蛋鸡，中层的肉鸡，顶层才是当天现宰的。你要买正宗的芦台鸡，得跟老板对上暗号——“要顶层的”。
老李头在街中段干了二十年。他跟我熟，也不瞒：
“顶层的鸡，早上四点杀的，血放得干净。底下的，昨儿的，也能吃，但肉发柴。”
他说完，掀开顶层一个笼子的蓝布。里头三只公鸡，冠子通红，爪子干爽。他抓了一只提起来，鸡扑棱了两下，爪子上的泥点子甩到我鞋上。老李头不好意思，扯了块报纸替我擦。
那报纸我瞄了一眼，是前两天的《今晚报》，中缝还印着招聘广告。
杀鸡摊子
再往北走五十米，有一片用彩条布搭的操作区。三张矮桌，每人一把褪毛刀、一个铁皮盆。盆里的水冒着白气，掺了松香。这个工序我拍了多次，每次都不敢站太近。
老赵头负责剁块。刀不快，但准。鸡脖子一刀下去，头滚到竹筐里。他老婆在旁边拔细毛，镊子夹住一根，手腕一抖就下来。两口子不怎么说话，只有刀剁在木墩上的闷响。
一个穿冲锋衣的男人提着两只鸡过来，说要“开膛不要头”。老赵头抬眼看了看，没应声。手上的活没停，剁完手上这只，才接过男人的鸡，往秤上一搁。
“三斤八两，一百七。”男人没还价，掏出手机扫码。摊子边上的铁杆上贴着收款码，风吹日晒，纸角卷起来，扫的时候得用手压平。
南段餐饮铺
从操作区再走两百米，街道两侧变成了饭馆。招牌从“老城鸡锅”到“直隶鸡煲”，十几家挨着。帘子都脏得发亮，被手掀了太多次。
下午五点半，第一波客人进门。一个穿工装的大哥在门口跟老板娘说：
“还是老位子。一只鸡，炖干一点，多放大料，少放盐。”
老板娘在菜单上划了一笔，没记。转身进了后厨。灶台就露天搭在靠街一侧，铁锅黑亮，鸡块下了锅，滋啦一声响。那工装大哥坐在塑料凳上，剥了一头蒜，也不着急看手机。
我坐在隔壁桌，要了半只鸡。等了二十五分钟，锅端上来。鸡肉咬开，肉纹清晰，嚼到骨头缝里有一丝酱香。铺底的土豆炖得化了一半，混在汤里，用勺舀着吃。
吃到一半，突然停电了。整条街从南到北黑了一串。饭馆老板点起两支蜡烛，隔壁杂货铺拿出两盏应急灯。客人没人走，有人还掏出手机给朋友发语音：“快来，店里停电了，吃的更有那个味儿。”
掌灯以后
七点一刻电来了。灯一亮，灶上的火苗重新蹿起来，油锅又开始响。夜市的折叠桌往人行道上一摆，塑料凳一放，一天的正式生意才算开始。
我沿着街往回走。经过陈嫂的铁皮棚，她正在收笼。纸箱子摞了五个，她用尼龙绳捆好，往三轮车上搬。笼里的鸡剩下六七只，不叫，缩成一团。她说明天赶早市，便宜处理。
经过老赵头案板，他正拿铁刷子刷木墩上的血沫。水和碎骨冲进边上的水沟。他老婆用扫帚把羽毛拢成一堆，扫进垃圾袋，袋口扎了三道。
经过老李头铺子时，他正蹲在门口抽烟。看我过来，招了招手，也没站起来。他说：
“早上那三只顶层的，还剩一只，给你留着？明天这个点，它就该挪底层了。”
我说不了，明天去塘沽。他点点头，烟灰弹到地上，风一吹，散到路牙子底下。
街尾的路灯下，有人蹲着在翻一个纸箱子。我走近看，是个十来岁的小孩，箱子里装着三只小雏鸡，脚上绑着红绳。他说是家里老母鸡孵的，养不过来，拿来看看有没有人要。
我问他多少钱一只。他想了想，说十块。我说不买，他就把箱子盖上了。那三只小雏鸡在里面挤了挤，发出很细的叫声，隔着纸板听得清楚。
我走出路口时回头，他还蹲在路灯下，影子被灯拉得细细的。街上的人声慢慢低了，灶台上的火苗已经熄了大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