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昌黑灯舞厅最厉害三个地方｜老城区夜场的灯火与暗影
去年冬天，我陪一个从郑州过来的老同行去南关大街找修表摊，路过昔日的人民商场后门，他忽然指着那栋外墙贴着白色小瓷砖的旧楼说：“这不就是当年黑灯舞厅最厉害的地方之一吗？”我愣了一下，那栋楼如今一半是手机维修店，一半是锁着的仓库，卷帘门上喷着“出租”两个红字。但我们谁都没忘，上世纪九十年代，许昌的夜场江湖里，“黑灯”这两个字是有分量的，它不指别的，就是指舞厅里灯光暗到几乎全灭时，那些年轻男女在慢四步里踩着鼓点移动的领地。
要论许昌黑灯舞厅最厉害三个地方，老舞客心里有本账：**南关大街的人民舞厅、西大街的群众剧院二楼、还有火车站对面那条巷子里的星空舞厅**。这三处不是装潢最豪华的，而是风气最野、灯光最暗、去的人最杂的。当年坊间流传一句话，说“南关的灯灭得早，西街的门关得晚，火车站的舞伴换得快”，说的就是这三家的脾性。
人民舞厅：南关大街上的暗场祖师爷
人民舞厅开在人民商场三楼，电梯是没有的，走楼梯上去，拐两个弯，售票窗口就在厕所隔壁。票价最早是三块钱一场，下午场两点到五点，晚场七点半到十一点。晚场进去，吧台边上一排灌装啤酒，卖得最好的是蓝马和奥克，五块钱一罐。最厉害的是它那套灯光系统——舞池中央挂着一盏旋转球灯，但到了九点半以后，服务员会拿一根竹竿把吊灯往旁边拨，只留墙角一排紫光灯，照得白衬衫上的荧光扣子像鬼火。
我那时候刚跑社会新闻，跟着治安队去查过一次。推开那道贴着深红色软包的门，里头几乎是全黑的，只有舞池边沿的踢脚线嵌着几条细弱的蓝色灯带。舞池里人头攒动，但没人说话，只有鞋子在地板上摩擦的沙沙声和乐队敲鼓点。治安队的大手电照过去，几十对影子立刻散开，有人往消防通道跑，有人往卫生间跑。那次查完，舞厅停业了一周，但复开之后门口贴了张告示：灯光依旧，九点半后谢绝穿浅色裤子的男客。因为浅色裤在紫光灯下太显眼，容易引来注意。
人民舞厅的“厉害”在于它敢开在正街上，南关大街是许昌最热闹的商业街，沿街都是卖布匹、鞋帽的门市，门口音响放着邓丽君的卡带。但三楼那道门一关，外头再喧闹，里头也是两回事。去那里的什么人都有——下了班的纱厂女工、跑长途的司机、穿灰色夹克的两劳释放人员，还有我们这些下班后不想回家的年轻记者。我在舞厅角落里丢过一把伞，第二天再去，居然还挂在售票窗口的钉子上。
群众剧院二楼：西大街的持久战
群众剧院二楼的黑灯舞厅没有名字，门口就挂一块小黑板，写“舞会”两个字。入口要从剧院侧面的铁楼梯上去，经过一间放旧海报的杂物间——那年头还贴着一张《少林寺》的褪色剧照。这里的场地比人民舞厅小，估摸着也就百十平米，地板是水泥的，油漆磨得斑驳，但老板在墙角放了一台柜式空调，夏天光着膀子跳也不觉得热。
它厉害在能熬。别的舞厅十一点收场，群众剧院二楼能跳到凌晨两三点。椅子是那种铁架折叠椅，散在墙根，玻璃茶几上摆着瓜子壳和三得利泡沫红茶的空瓶。凌晨一点以后，票价降到一块钱，舞池里还是满的。有个姓刘的音响师，五十多岁，耳朵不太好，说话总喊，他常年戴着一副黄铜框眼镜，守着两台双卡座录音机，磁带是他自己录的慢三步合集，串了七八首曲子，中间不停顿。老刘的规矩是：黑灯阶段不换歌，谁要换歌就得往吧台扔两块钱点歌费。这个规矩导致一整晚的舞曲都连成一条河，没有断点，舞伴换了人，曲子还在走。
群众剧院二楼最出名的是暖气片。冬天烧得滚烫，女人们进来先站在暖气片前焐手，然后脱下棉袄搭在椅背上。暖气片上方的墙上挂着一面小圆镜，是舞厅里唯一的光源。很多人在那面镜子前整理头发，男的不看镜子，他们看镜子里的别人。
星空舞厅：火车站巷子里的流动站台
星空舞厅不在大路上，它藏在火车站南边那条叫什么巷的巷子里——巷口有一家卖烩面的，一家配钥匙的，夜里还有推着铁皮车卖烤红薯的。舞厅门脸极窄，就一扇单开木门，门帘是蓝色塑料珠串。进去之后是一个长廊，两侧贴满小广告，什么“代办签证”“搬家货运”“收旧手机”，墙上被人用圆珠笔写满了电话号码。
这家的风格更野。灯光几乎就没有亮过正常——老板焊了一个铁皮箱子，只留几个手指粗的孔漏光，每次开场前，他把箱子往舞池中央一放，里面装一个四十瓦的灯泡，光线就是从那些孔里钻出来的。舞池不大，但人多的时候能塞进两百人。这里没乐队，放碟片，最常放的一首歌是《情人的眼泪》，放完之后，会切到一段没有旋律的纯鼓点，那是默认的“黑灯时间段”。鼓点一响，全场自动把声音压低，只剩下鞋底声，偶尔有人碰倒了地上的啤酒瓶，玻璃碴子哗啦响，也没人低头去捡。
星空舞厅的厉害之处在于它跟火车站挂钩。最后一班火车到站是晚上十点四十多，从出站口涌出来的人流，无论去哪儿，都要经过这条巷子。推箱子的人、拎编织袋的人、接站没接到人的，都会在那扇蓝珠帘前犹豫几秒。星空舞厅不收存包费，包往吧台底下一塞，就给一个塑料牌。但它的名声也被这几条轨道带远了——后来很多外地司机跑长途到许昌，把车停在站前广场，头也不回地钻进巷子。
如今的模样
四年前我采访一个在人民舞厅旁边开了二十年烩面馆的老板，他说人民舞厅的桌椅清出去的那天，一帮老舞客站在楼下看，谁也不说话，看着工人把那张破了角的台球桌抬上卡车。群众剧院二楼现在成了社区舞蹈教室，白天有老太太去跳交谊舞，晚上锁门。窗户上贴着“内部使用”的白纸。星空舞厅那排蓝珠帘换成了铝合金卷帘门，门缝里塞着几份过期报纸，新开了一家快递驿站，取件的人扫完码就走。
去年年底，我在毓秀路上碰见老刘的徒弟，他也五十多了，骑一辆电动车送外卖。聊起以前那盘自录的舞曲带子，他说还留着，但家里的双卡座录音机早就坏了。他掏出手机给我看一张老照片——照片拍的是群众剧院二楼的墙角，暖气片旁结着一层灰白色的霜，小圆镜蒙着雾，镜子里映着一个模糊的人影，看不清是谁。他把照片划走，锁屏之前，我看见他的手机壁纸是一张泛黄的跳舞卡，卡上日期栏里的墨水已经褪成浅棕色。
那个冬天傍晚，旧楼对面新装了一片LED广告屏，蓝光扫过二楼那扇关紧的窗户，又移开了。窗户上有一块玻璃碎了一角，补着透明胶带，风一吹，胶带边角就翘起来，扑嗒扑嗒地响，像一个没走完的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