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州火车站后面的小巷子叫什么｜坡子街尽头的老鸹巷
去年腊月二十八，我在泰州火车站出站口西侧的问询处第三次问同一个问题：“泰州火车站后面的小巷子叫什么？”值班员小周头也不抬，甩给我一张手绘地图，用红笔圈了个圈，标注“老鸹巷”。我举着地图绕到站台背后，穿过铁路桥洞，果真看见一条仅容两人并行的青砖巷子。巷口第一家的门楣上钉着块褪色的蓝底白字门牌，写着“老鸹巷1号”。旁边炸油墩子的老太太正用铁筷子翻着锅里的面食，油花溅到土墙上，留下密密麻麻的深色斑点。
这条巷子只有一百三十七米长，最宽处不过三米，窄的地方晾衣竹竿能横跨两家屋檐。我一走进去，最先撞见的是五只蜷在墙根晒太阳的橘猫，它们对生人毫无警惕，一只甚至翻过肚皮来。巷子两侧的房屋大多是上世纪八十年代铁路职工分房，红砖外露，阳台用铁皮和木板封成杂物间。最显眼的是第三间门面，门口挂着一块用油漆手写的招牌：“老周修车·配钥匙”，招牌右下角添了一行小字：“专业疏通下水道”。
后来我跟修车的老周聊熟了他告诉我，这巷子本来叫“后备巷”，因为火车站在前，巷子在后，当年铁路职工家属都这么喊。1992年，泰州站扩建，后勤仓库搬走，留下这条废弃的通道。铁路子弟学校的学生放学后爱从这里穿回家，书包带子刮掉墙皮，露出下面的老砖。有个调皮的男生用粉笔在墙皮上画了只乌鸦，被班主任罚站一节课，罚款两毛钱——买粉笔的。这个典故越传越广，大家就叫它“老鸹巷”了。老周指着墙上一块灰扑扑的印记说：“你看，画乌鸦的那个位置，现在还剩半截尾巴。”
老周的修车铺开了二十三年。他铺子里的工具从来不放货架，全挂在两枚钉在门框上的铁钩子上，扳手、改锥、内六角，用手一摸就知道是哪件。墙上钉着一排木头条子，每一根上面都用烧红的铁钎烙了字：“大梁校正”“链条上油”“轴承更换”“刹车调试”。他给我看一本用牛皮纸包着封面的收据本，翻到1998年3月14日那页，纸上用蓝色圆珠笔写着：“给老鸹巷第三中学门卫老陈的自行车换前后闸皮，收三元五角。”老陈已经过世十二年，他儿子如今还在巷子尽头卖煤炭。
老鸹巷每天早晨五点开始活泛起来。最先进来的是送豆腐的老李，他骑着一辆改装过的三轮车，车斗里放着一块老木案板，豆腐用白布盖着，车把上挂着一杆秤，秤砣用红绳系在秤杆头。他从巷头到巷尾停三次车：第一回停在一号门，第二回停在县前街拐角，第三回停在巷尾公用水龙头旁边。买豆腐的居民自己拿碗，老李用窄铁片划豆腐，划好以后往碗里一拨，从不多问。六点出头，巷子中间的孙记早餐店支起两口深铁锅，一口煮白粥，一口蒸糯米团。糯米团馅料是萝卜丝和猪油渣，用竹蒸笼底下的苇叶垫着，揭开盖子时香味能飘到巷尾修车铺门口。
我在这条巷子里住了四个晚上。白天我帮老周递扳手，晚上他收工早，我们就蹲在门口吃盐水煮蚕豆，偶尔喝两杯泰州本地产的粮食白酒，酒瓶是透明的玻璃瓶，瓶身没有任何标签。他说这条巷子十多年前差点被拆了盖停车场，规划图都贴出来了，住户们召集了三次会。最后是巷口炸油墩子的老太太——今年七十八岁——拿了块旧门板挡在挖掘机的履带前，坐在门板上一上午。拆迁队的队长是她儿子的二表哥，带头撤了设备。
老鸹巷晚上九点以后就安静了，只剩下零星几盏电灯从窗缝漏出来，灯罩大多是用报纸糊的。我睡在老周修车铺后面搭的小隔间里，墙上的水管有滴水声，每滴一滴大概隔着十五秒。第三夜我听见墙外有人用拖把刷地，节奏很稳，一下一下来回拖。天亮以后，我从后窗望出去，发现那是我这辈子见过最干净的巷子——拖把把水泥地面刷得发白，连同砖缝里的青苔都泛着亮光。
巷尾那扇铁门开了
第五天早晨，老周让我帮他把一台旧缝纫机抬到巷尾的铁门旁边，说是给邻居张婶修踏板。铁门后面原来是铁路给水所的泵房，停用以后改成了杂物间，门锁锈得发绿，锁眼朝上，得用勺柄拨开。张婶搬出来一台座式电扇，扇叶是铁皮的，飞轮缺了一段，她用钳子把歪掉的叶片拧回原位，又递给我一把螺丝刀让我帮忙拧底座。
电动扇扇起来的时候，风把张婶头发吹绿了——她头上扎着一条墨绿色的围巾，是二十年前她女儿结婚时用剩的桌布改的。她眯着眼睛看了看扇叶旋转的影子，说小时候夏天没有电扇，整条巷子的人都搬竹椅坐到铁路桥洞底下，风从两头的隧道口穿过来，带着铁锈和枕木散发出的煤油味。有人拉二胡，有人下象棋，她总低头用麦秆编蟋蟀笼。铁门对面的墙根还嵌着半截铁轨，是老站台拆剩的遗物，轨道表面打磨得发亮，雨水在上面留不住，全顺着槽缝流进地沟。
那天傍晚我在门框上发现的数字是1987年3月，从右往左刻的，像是用钉子随手划的。张婶看了一眼说这是老三娃写给他姐姐的，姐姐那年顶替父亲名额进了铁路工厂，老三娃舍不得她走，在门框上刻了她离家的日期。“老三娃现在在上海，”她指着巷口方向，“上个月还寄了包瓜子仁回来，装在铁皮罐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