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海鸡都去哪了｜菜场空笼与楼下没动静的下午
下午三点半，海勃湾区新桥街的活禽区只有四排空铁笼。地上铺的旧报纸还是上周二的，边角让鸡爪子挠出一道道白印。卖鸡的老周蹲在笼子后头择韭菜，见我凑过去，抬了抬下巴：“你也是来问鸡的？这月第八个了。”
老周说，从五月底开始，他这摊位的进货量从一趟八十只减到二十只，再减到上周直接断了供。“不是不卖，是没货。养鸡场的车来不了，说是饲料运费涨得比鸡价还快。”他指指墙角挂着的一次性塑料手套，“那东西放到六月，一盒都没拆。”
我沿着新桥街往东走。卖调料的老刘正往玻璃瓶里灌花椒粉，听我问鸡，头也不抬：“你去黄河边看看。前些天夜里有人听见对岸有响动，第二天鸡就少了。”他说得含含糊糊，但绝不是开玩笑的样子。
养鸡场没锁门
出城往北十二公里，乌兰淖尔镇边上的那座养鸡场，铁大门敞着。门卫室里没人，茶几上压着一张写了一半的配料单：玉米47斤、豆粕23斤、麸皮……后面几个字让雨水洇成一团蓝黑。
老板姓郭，五十来岁，正蹲在空鸡舍门口捏烟头。我问鸡呢，他指指院子后面那片半人高的蒿草：“你自己数数。”我数不出精确数，但看见草窝子里露着七八根白羽毛，最长的那根有两拃长。
他说了个大概时间：六月刚过端午，夜里三点多，犬吠得厉害。他披衣服出来，两排鸡舍的灯都亮着，门却开了——不是被撬的，锁头好端端挂在门鼻上。“有人开门把鸡放跑了，一只没捉。你要说偷，也该赶着羊皮袋子装走啊。”
郭老板领我看鸡舍北墙。墙角离地三十公分处用粉笔画着一个圈，里面写了个“走”字。墨迹很新，但村里没人认这笔迹。“派出所来看过，说不是贼。”他把烟屁股摁进土里，“可乌海这么大点地方，几百只鸡能去哪？”
楼下空栏与屋顶烟道
第二天我回到市区，挨个老小区转。新华街五栋的单元楼后面有一溜砖砌的鸡笼，六户人家合用的那种。三号门张婶的笼里还剩两只芦花鸡，翅膀上绑着红布条。她说其余八只“一夜工夫就没有了”。
“头天晚上还喂了苞米粒，那两只小的跟在我脚后跟转。第二天清早，笼门插销开着，地上连根屎条子都没有。”张婶拿扫帚把儿捅了捅笼底，“不是黄鼠狼。黄鼠狼咬脖儿，那得有血。”
五单元的李大爷补了句：“你闻闻各家烟道。”他说前几日刮南风，下午四五点，整栋楼的排烟口都往外冒一股子焦香味，不是炖鸡的味，更像是拿火燎毛。李大爷顺手指了指六楼顶上的铁皮烟筒，“那周里我上去看过，烟筒口油乎乎粘着几片细绒毛，灰白色的，跟张婶家那批白洛克鸡一个色。”他说完自己眨眨眼，“我没敢声张，怕讲出去别人说我老了糊涂。”
“怪就怪在这。没人看见鸡往外走，也没人看见车往外拉。就仿佛鸡自己知道门开了，排着队走出去，然后一股烟一样散了。”
卖杂货的赵姐坐在店门口说这话时，正拿蒲扇赶苍蝇。她手里攥着一本旧日历，六月的日期上用圆珠笔标了三个圈——都是逢五逢十的日子。
市场的空秤与夜里的铃
又过了两天，惠民菜市场南门那家冻货摊进货了。摊主小宋挂出一块白板：本地小笨鸡 二十五元一斤。但案板上只有三个带冰碴的整鸡，偏小，鸡爪带着青色。
我问哪来的。小宋擦擦手，有点不自在：“说是从阿拉善那边拉过来的，具体哪个场也不知道。”旁边买豆腐的大姐插嘴：“肉发柴，炖一小时都不烂，不像咱们本地鸡。”小宋没接话，当着顾客的面把价格改了——二十。
最后一天打听到的线索在滨河区西侧。那地方有条废弃的灌溉渠，渠底铺着一层干草和碎布条。傍晚回民老马带我去看，他在渠转弯处的泥地上发现一串新鲜的爪印，排成两列，间距均匀，不慌不忙，像一大群鸡按队形走过。爪印消失处是一片新翻的沙地，上面留着几道类似手推车的小沟。
老马蹲下来，拿草茎量了量爪印深度：“怪了。要是笨鸡走夜路，谁给它们照亮呢？”他起身时，渠对面一户农院里传出一声鸡叫——不是打鸣，是那种被吓得炸开翅膀的短哏。我们扭头看时，院子里不过空荡荡的晾衣绳，一头拴着个生锈的铜铃。
那晚我走回市区，路灯底下还看见一根灰白色鸡毛，顺着风往前滚了十几米，最后卡在排水沟的铁栅栏上。第二天路过那里，毛不见了，栅栏上贴着一张白纸，写着“寻鸡无果，勿念”。纸边没留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