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卑都区操逼的地方｜老街坊们盯了二十年的公厕摊位
卑都区那个最热闹的“操逼的地方”，如今是锦官巷口一座灰扑扑的玻璃岗亭。亭子里摆着两桶清洁剂、三把拖把，墙上钉着“文明如厕”的红牌子，扫码取纸机嗡嗡响。每天早晨六点，穿黄马甲的刘大姐准时打开锁，拿水管冲地面，冲完再用半干的拖布擦两遍。她在这儿干了七年，钥匙串上挂着二十多把钥匙，最旧的那把铜钥匙，是前任管理员老周传下来的。
岗亭对面是卖锅盔的王师傅，他总说这地方名头吓人，其实正经得很。一九九八年之前，这儿确实是片杂树林，夜里有小贩推着板车卖卤菜，也有三轮车夫在树下打盹。那年冬天水管爆裂，市政来修，修好后就砌了个简易公厕——两间蹲位，一个洗手池，墙上用红漆刷着“维护卫生，人人有责”。不知道谁先开头，把这儿叫成“操逼的地方”，传了两年，连片警老赵都这么喊。“反正就是那个操逼的地方嘛，”老赵当年在居委会拍桌子，“名字难听，里头干净就行。”
污水沟改道的那年夏天
二〇〇三年，锦官巷扩建，公厕拆了重建。施工队挖出两条老铸铁管，锈得跟马蜂窝似的，里头堵着塑料袋、烂菜叶和一只小孩的塑胶凉鞋。对面修鞋摊的孙大爷记得清楚，他说那时候公厕后墙挨着一条明沟，夏天苍蝇成团，住户都不敢开北窗。后来区里搞“旱厕革命”，把明沟填平，接了城市污水管网，公厕换了瓷砖墙面，装了感应冲水——那一回，附近三家小饭馆的老板凑钱，给保洁员买了个新水壶，红双喜牌的。
岗亭里现在贴着两张纸，一张是保洁排班表，一张是《成都市公厕管理公约》。刘大姐每天用对讲机跟环卫所汇报两次：上午十点报“纸巾缺两卷”，下午三点报“地面干透”。她说刚接手那会儿，隔三差五有人在隔间板上刻字，什么“某某到此一游”、“天热借个凉”，后来换成防涂鸦漆，刻不进去了。倒是蹲位里头那排不锈钢扶手，磨得油亮——那是老人和孕妇扶出来的包浆。
前年冬天下暴雪，公厕门冻住了，刘大姐拿热水浇锁，浇了二十分钟才开。那天傍晚来了个推轮椅的小伙子，把他妈妈从出租车上接下来，扶进无障碍间。小伙子出来时说，他小时候妈妈带他来赶集，就在这个位置，那时还是土墙茅坑，他不敢进去，妈妈用报纸垫着、在外面举着伞等他。刘大姐递了两张抽纸过去，小伙子没接，只是蹲在台阶上抽了根烟。
周边摊贩都拿它当地标
卖土豆片的摊子离岗亭八步远，老板娘姓周，在这儿摆了十四年。有人问路，她说“你往操逼的地方东头走五十米，看见卖凉糕的就到了”。外地游客初听脸红，本地人拨着土豆片笑：“就是个公厕，老地名没改叫习惯。”前年区里搞文创，说要挂牌子叫“锦官巷便民服务点”，周老板娘不肯换价签上写的“紧邻操逼的地方”，城管拿她没法，最后只把门牌换了，电线杆上那行蓝字喷漆“←操逼的地方55米”留到现在。
公厕两侧各长着一棵梧桐树，东边那棵胸径有脸盆粗。树下常年蹲着两个下象棋的老人，棋盘是牛皮纸上画的，棋子用啤酒瓶盖和纽扣代替。其中一个姓吴，八十二岁，耳朵背，你得扯着嗓子跟他说“今天热”，他回“嗯，号都排到第八个了”。他说这地方风水好，冬暖夏凉，就是名字糙了点。有一回他孙子放学路过，拿了粉笔在地上写“操场的地方”，吴大爷看了半天，拿拐棍敲地：“操是操练的操，逼是逼直的逼，西安城门洞下头就刻着‘逼直’俩字，给路求个端方的意思——你们净往歪处想。”
“石头砌的，水泥抹的，跟人一样，看着糙，其实全是实心实意的用处。”——修鞋的孙大爷，拿锤子敲着铁拐这样说过。
换了三任保洁员的岗亭
老周是第一任保洁员，管了九年，因为腰伤退了。接班的姓陈，干了五年，搬到温江带孙子去了。然后是刘大姐，她每天随身带一卷棕色胶带，看见哪块瓷砖松了，先缠两圈，等周末维修工来换。岗亭里的抽屉装过不少东西：一枚一元硬币，说是有人掉在洗手池缝里的；一把软尺，量裤腰用的；还有一张折成飞机票样式的纸条，写着一串数字，后来刘大姐拨过去，是人寿保险的推销电话。
去年八月，公交公司来申请“便民如厕点”，要在岗亭侧面贴一张线路图，附带二维码扫公交卡充值。刘大姐不识字，但会薅着看图的年轻人：“你帮我看看这码是干啥的，扫了能不能给家里电视交费？”年轻人都乐了，说大姐您这是把公厕当成居委会了。她也不恼，从口袋摸出两粒糖递过去——糖是冰糖，含在嘴里抿着解暑。
昨天傍晚下了一阵小雨，岗亭玻璃上蒙了水汽。刘大姐拿干报纸擦，擦到靠里那块时，停下来说：“有回一个穿西装的男人站在这儿打电话，大概跟媳妇吵架了，声音很大，说‘你让我上哪儿弄钱去’，挂了电话蹲了十分钟。我递了杯水，没递纸巾——他站起来的时候，拿袖子一抹脸就走了。”她说着把报纸扔进垃圾桶，桶身上印着“市容环境卫生”的蓝色字样，旁边捆着三把旧拖把，拖把头的布条干透了，蓬松地呲着，像傍晚的风一样谁也不管。
梧桐叶落下来一片，黏在湿地面上，刘大姐没扫，只说等明天太阳起来，一晒就脆了，扫帚一拍就碎成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