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火车站有黑灯舞厅吗在哪里啊｜出站口大妈指路记
正月十五刚过，兰州的风还带着冰碴子。我在火车站东出口的报刊亭前站了二十分钟，手里攥着一张写满字迹的旧地图，逮着来往的行人便问：“师傅，知道兰州火车站有黑灯舞厅吗在哪里啊？”多数人摆摆手就走，只有一位穿军大衣的老大爷停下，指了指对面巷子口的牛肉面馆：“那家店后头二楼上，门头不挂牌子，但你去问柜台要‘保平安’的票，就对了。”
这事得从五天前说起。我住七里河桥头的招待所，隔壁住着个跑长途的宁夏司机，半夜卸货回来，红光满面地拍我门：“兄弟，拉你个好地方——火车站那片，灯关上腿都伸不直，一张票十五块，烟味和香水味混在一起能呛翻人。”他管那叫“黑灯舞厅”。可待我再细问具体位置，他打了个酒嗝：“记不清名字，反正你出站往西走，看见邮电大楼楼下的五金店，边上有个铁栅栏门。”
我后来问他：“带子放什么曲子？”他挠头：“那地方连歌也暗着放。”这让我想起九十年代末期出差路过郑州，也曾有人塞过写着“午夜舞池”的小卡片，背面印着电话。但那条线索第二天就打过去查无此号。这回的宁夏司机说得有鼻子有眼，我决定自己去看看。
初四下午两点，兰州火车站广场刮着硬风，白色塑料和纸屑贴着地砖跑。我按大哥说的方向走，先看到一长排拉面馆的蓝色烟气，路对面是太平洋城门口举着纸板住宿牌的中年女人。越往西越静，两层老楼群露出一截红砖墙，五金店果然在邮电大楼背面，锈铁链拴着一扇开合只有半米宽的铁栅门。
门内走廊深黑，昏黄油灯下摆了三条皮鞋摊。我问卖鞋垫的大妈：“大姐，跳舞的在上面？”她不答话，把掉漆的木盒子“啪”地锁上，朝二楼努嘴。楼梯极窄，楼板踩出闷响，摸上转角时还有簌簌粉尘粒往衣领里掉——一股暖气混着皮革馊味迎头扑来，但终于看清一扇办公室式的骨架木门，毛玻璃上贴着“群众文化活动室”的字条。
推门进去，屋里约莫八十平米，横竖三排长凳，地板上撒了些锯末。正当中的电灯泡吊着片红蓝塑料瓦当做滤光纸，角落一台老式星宇功放机带着两只立式音箱。站在柜台的老板五十来岁，围蓝布围裙，像临洮来的卖布人。他看我进来只笑了笑：“现在不是点了，下午四点后放探戈和筒子舞曲。”递过白底红条的门票——纸薄得像收款单手写票。
我抓住机会问他：“都说这里是黑灯舞厅吗？”老板没否认，只拧了拧电灯绳：“以前这里二楼是服装加工场的熨衣间，楼板薄，踩热点有人骂。后来仓库搬了，弄个地方给大家坐。老带音的来跳舞，老梅家的三婚媳妇也常领亲戚来。也不是把灯全关——跳累的，在右边这间室里歇脚，这间室灰灯。”
“外头愿意怎么叫随他去。铁门上午九点卷开，九点二十插上，周五有时在清真寺塔顶的广播响起时二楼放个把钟头的‘慢四’。这个处我以前看火车，宿舍就改在这，来的人都带汽水瓶子当把手。”
厅里角落放着三台落地电扇，扇叶罩着毛绒套，绳子拉黑漆漆。右门一推，果然有十平方的小屋子，橡木烫台搁着蚊帐，一盏塑料花吊灯挂着，光尤其模糊，脚底下踢到几张旧火车时刻表，上面红笔圈了敦煌、西安两站。
我又在下午四点半去了一趟后台跟老板往来的裁缝聊：“得留下老式杆秤才是正行意。”穿灰色罩衣的那个瘦瘦姐倒笑出声：“跳舞其实不太挑的了、这里原先只当锅炉房存火用的地——”她指天花板一处黑糊糊的路轨，半嵌着四五樁绳子。
舞伴的口音
第三日我傍晚七点二十又走趟铁栅栏。金属合叶随东风发出哑哑响声，上来看到七八个人自己拾柴烧着铁壶煮熬茶。跳舞的中老男人领头在屋心绕圈子，不扫邻座的便。
一位退休的铁路通信工咬着旱烟接受了我问路的关键证明：“这边一直没办执照是因为二工路上已经有家家正规歌舞团分点，名头叫做‘兰西商贸演出包间’。要想寻黑字的，大约四年前那一帮传销男女接散后这里就不再上锁了。”他把钥匙扣挂用鞋带捆在暖气螺丝上，“门票不分时候就五元。”
门前一碗灰豆
我又沿着铁皮板房退出来。南面三十步有卖茧立汤黄豆推了流动车。那锅里咕嘟着灰豆甜浆，铁条格子边放玻璃显拉拌蒜的水壶——摊主是从临夏回民卖小卷莲的，旁边放了收音机配《渔舟唱晚》和电台播的气象冷风。
我买豆浆暖手时回头望那幢灰楼，二楼厕所在黑暗里飘出一条白毛巾的轮廓。卖苹果的老西安伸手截我他姓周：“那是锦吾仓库西门裁窗瞭望台——别说你们找舞厅了，就楼梯四岁的炉灰。”
实际门口水泥桩旧号牌清楚得很：自五七号车间洗尾灰。
截止上一周我只得知那机关看檐水的老婆婆斜脸一直提这一句话：“底下出水管水流急一阵过后，先有两个人戴奶嘴白帽下，再后拉着一个收音机的老人耳朵里去。”我拿了她的布袋——裹卷子挺软，身后三轮铃在快九点二十一次的兰州站鸣出散线。报纸裹住穿黑衣的人把什么工具搬走，楼上灯光恢复浑浊米色——那却应该是正经的供老人学歌唱在照镜子。舞乐第二日起才有人提着织网鞋从头比试，大门口印“保和平”的挂号条每逢初一碎在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