狗爷小县城城中村｜一条巷子三个外号
下午四点，我第三次把电动车停在这个巷口。门卫大爷从传达室探出半个身子，看了我一会儿，说：“又来找狗爷？”我说是。他往西边努努嘴：“还在老地方，今儿没出门。”
这座县城在太行山脚下，人口四十万出头，城中村夹在旧百货大楼和新开的商场中间，占地不到两平方公里。巷子窄得只够三轮车过，两边全是三层小楼，电线在头顶缠成一张网。我数过，这条巷子叫“育才街”，但住了十年以上的人都喊它“狗爷巷”。另一个外号叫“修鞋街”，因为巷子中段并排五家修鞋摊。第三个外号是“等拆村”，房檐上用红漆写了十三个“拆”字，最近的是2019年写的，已经褪成粉色。
狗爷今年七十四岁，全名刘得福，但户口本上的名字很少有人知道。他在这条巷子住了三十一年，前十五年在县农机厂当钳工，工厂倒闭后开始收废品。最开始他骑三轮车满城转，一个旧洗衣机卖三十块钱，搬上楼加五块。后来腿不行了，就把收来的东西堆在自己院里，转手卖给上门的贩子。
我在巷子中段的电线杆下找到他，穿着那件洗得看不出颜色的蓝布褂子，正蹲在地上拆一个老式收音机，旁边放着搪瓷缸，里面是半缸剩茶叶。
“你自己搬个凳子。”他说，没抬头。
我把他旁边的塑料凳子拉过来坐下。他拆了两分钟，从收音机后盖里抠出三块磁铁，放在铁皮盒子里。这个铁皮盒子是装饼干用的，上面印着“上海金鸡饼干”，磨得几乎看不见字了。
“今天收了点啥？”我问。
“一个旧电扇，两个铝锅，还有这个。”他掂了掂磁铁，“南头老王家搬走了，昨夜走的，东西都不要了。”
“搬到哪去了？”
“城南新小区，”他抬起眼皮看了我一眼，“他们家那个二楼，本来就比别人家矮半尺，去年下雨，墙根又潮了。”
他把收音机的线路板扔进纸箱，又从那堆破烂里拎出一台缝纫机机头，上面全是锈，连着皮带轮，转不动。“这东西怕是没用了。”我说。
“有用。收机器的老张找我要过好几回，他要拆里面的铜线。”
我问他，在这片住了三十一年，眼看旁边的楼起来又拆，自己什么打算。他没接话，起身走进院子。我跟进去，院子里堆着轮胎、暖壶皮、扁了的自行车轮毂，摞到人肩膀那么高，只留一条一步宽的过道。
“我前年在东关看了一间门面，”他在过道里说，“一个月租金一千二。你嫂子说，搬过去，比这儿干净。”
院子里有一棵石榴树，树干有碗口粗，上面结的小石榴都是青的，一个红的也没有。树底下埋着一个铁皮箱子，只露出一个角。他说那里面是收来的老物件：“有四个锃亮的铜水壶，还有一个镀金的小闹钟，说是1985年的。前天有人出三百块要收闹钟，我没卖。”
他的手机响了，是一首流行歌的彩铃，唱了好几秒才接通。电话是隔壁新搬来的住户打来的，说要卖一个旧书架，问他搬不搬得动。他说：“搬不动别叫我了，你送到巷口来。”
挂了电话，他坐在门墩上，点了一根烟，从裤子口袋里掏出一把用布条扎起的零钱，十块二十的，数了数又揣回去。他说以前修鞋摊还在的时候，每天能见十几个熟脸，最近半年，那个修了二十五年鞋的老师傅回老家照顾老伴去了，摊子收了。
“这条巷子，头二十年住的是工人，后十年住的是做小买卖的。现在，一半是租住户，一半是空房子。”他抽了一口烟，烟灰掉在蓝布褂子上，他没有弹。
晚上七点，街道亮起了路灯。两根灯柱之间拴了一根铁丝，上面晾着几件小孩的卫衣，旁边摆着一辆婴儿车，车斗里放着半袋洋葱。狗爷从屋里端出一碗面条，蹲在门口吃，脚边趴着一只黄白相间的土狗，尾巴慢慢扫着地面。
狗爷小县城城中村的这条巷子，这些年换了四种路灯：最早是白炽灯泡，后来换成路灯管，再后来是LED灯，最近一次换的灯带，灯座还是歪的，人走过的时候影子会斜到墙上。
我推起电动车准备走。他放下碗，从门里拿出一个塑料袋，里面装了几根旧电线：“拿去，卖给废品站能换三块，不白跑一趟。”
土狗抬起头看我，又把头埋下去，鼻子贴在地上，闻着水泥缝隙里的一股湿土味儿。巷子另一头，有人骑三轮车经过，车上驮着一个绿色的沙发，用一根塑料绳捆着，沙发脚上系了一个塑胶的向日葵花，被风吹得呼呼转。那个人看不清脸，骑得很快，在路灯下拐了个弯，往西边那条还没有打通的路骑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