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秀区站大街的姑娘｜骑楼下的阿珍和她那碗牛腩粉
傍晚五点的电风扇
铁皮电风扇在柜台上吱呀转头，吹得墙上挂钟的玻璃罩子嗡嗡响。我蹲在收银台底下数零钱，听见门口胶帘子“哗啦”一响，一串脚步声停在三号桌前。我直起身，看见越秀区站大街的姑娘把帆布包搁在油腻的桌面上，冲我比了个“二”字。
她叫阿珍，在站大街东头的布料行干了三年剪板工。每天傍晚五点半雷打不动来我店里吃一碗牛腩粉，多要两勺辣酱，加一份烫青菜。这天她坐下没说话，把包翻了个底朝天，抖出几张皱巴巴的纸币。
“老板娘，押三天的粉钱。”她把硬币排成一行，一角、五角各归各位，“工资后天才发。我妈下个月的手术费还差八百，我表哥答应明天借我。”
我给她下了粉，多烫了两片生菜叶子。她吃得很慢，用筷子尖挑着米粉一条一条卷，像个小孩吃饭。吃到后半碗，她忽然抬头问我：“老板娘，你见过人不吃晚饭的？”
我擦着桌子没接话。站大街的姑娘见多了，九毛钱一包的凤尾鱼罐头能撑一周，有人拿酱油拌饭配公交月票过半个月。卖布料的日子就这样，旺季忙得脚不沾地，淡季蹲在档口里拿报纸卷苍蝇。
“忍一忍就过去了。当年我刚开这店的时候，连店租都凑不齐，半夜去公园捡饮料瓶卖。”
她笑了，嘴角沾着辣酱：“那我现在捡瓶子还来得及不？”
雨季的牛皮纸袋
那年六月下了大半个月的雨，站大街的骑楼下长满青苔，行人走一步滑三步。阿珍拐进店里的时候浑身湿透，怀里却紧紧捂着一个牛皮纸袋，一滴水珠都没沾上。
她坐在老位置上，把纸袋往桌上一放，推向我：“给你的，店里用的。”
我拆开袋子，里面是五十对一次性塑料套鞋。那种透明的、可以套在皮鞋外面的雨靴，还是新的。她甩着头发上的水珠说：“我表哥搞了个小五金厂，滞销货拉了一车过来，让我蹲路边摆摊卖，一对卖一块五，没人要。”
“那你拿来我这儿干嘛？”我把袋子往回推。
“下午下暴雨的时候，我看见好几个客人进你店里踩着湿脚印，瓷砖滑得很。”
她说完就去热粉了。我把塑料套鞋摆了一排在门口，拿记号笔写了“免费套鞋，防滑防脏”。顾客见着新奇，走的时候多数会塞五角一块钱进那个铁皮罐子里。我把钱攒着，三个月后凑了八十块，用红纸包好交给阿珍。
“给你妈的。”我说，“别跟我争这是鞋钱。”
她捏着红包没说话，耳朵尖红了一片。后来那阵子她来吃粉总要多点一份卤蛋，塞给我就说“吃不完”，我剥开蛋壳发现自己碗里藏了两只卤蛋，她碗里白白净净。
档口拆迁前的凤爪
秋天的时候，站大街贴出拆迁公告，两米宽的红纸贴在骑楼柱子上，糊了厚厚的胶水，撕半天撕不干净。整条街的老板娘都聚在我店里开会，商量去哪儿重新开张。
那几天阿珍来得特别勤，下午两点也往店里跑。她不怎么说话，就在角落里坐着看我打包行李，偶尔帮我掀起卷帘门灰尘大，她咳嗽着走到对面巷子里抽烟。
走的那天傍晚，她穿着工作服——浅蓝色衬衫别着线头，背后印着“昌记布料行”五个剥落的白字。她手里提着一袋卤凤爪搁在柜台上，塑料袋热乎乎冒着白汽。
“老板娘，我要回老家了。”她搓着手指，“我妈手术后好多了，我表哥在老家给我找了个仓管的工作，稳当。”
我给她倒了一杯热茶，她端起来抿一口又放下。她又问我：“你以后要去哪儿开？”
我说还没定。她点点头，站起来把那袋凤爪又往我面前推了推：“趁热吃。站大街今早上的粉，你要多放辣酱。
我掀开塑料袋，那股卤香混着花椒味儿直冲太阳穴。我掰了一个凤爪，发现每条纹路里都沾着辣椒皮和芝麻，啃一口，骨头缝里都渗着五香味。
电视柜台旁边开着，午夜场粤剧正在甩水袖，唱词在空荡荡的骑楼下顺着街沿儿飘。通往车站的电车最后一班已过，站牌底下还蹲着两个拎蛇皮袋的姑娘，风吹起她们晒黑的手臂上的皮，像鱼鳞一样薄。
我关上卷帘门，弯腰把门口那对透明套鞋收进纸箱，摸着鞋底磨平的花纹。那袋凤爪还剩半袋，卤汁沉在塑料袋底，凝结成暗褐色的冻子，窗外有电车电缆在风里呜呜地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