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门小姐在哪｜老南门桥头问了三家铺子
上午九点，我骑电动车到南门桥。桥头修鞋摊的老张正给一双皮鞋钉掌，锤子落了两下，抬头看我一眼。“又找南门小姐?”他放下家什，往桥东头一指，“你上个月来问过，我没说假话——她在民主巷住过三年，去年秋天搬走的。”
老张的摊子摆在这里十四年。他管桥东整片老城区叫“南门里头”，管一个姓韦的退休女裁缝叫“南门小姐”。我头回听这个叫法，是巷口卖豆浆的刘婶说的。刘婶说，韦阿姨年轻时在服装厂当设计，手艺好，人又白净，老街坊都喊她“南门小姐”。喊到六十岁，也没人改口。
民主巷27号的锁
民主巷在桥东第三条岔道，巷子窄，两辆电动车并排都困难。27号是一栋两层的砖楼，外墙刷的米黄漆脱了大半，露出下面的灰砖。二楼的窗户关着，蓝布窗帘拉死。门上一把挂锁，锁眼周围有锈迹。隔壁卖五金的老陈倚着门框抽烟，见我看锁，说了句：“钥匙在隔壁巷的邱婶手里。”
我找到邱婶。她在自家门口择空心菜，年过七十，耳朵背。我连说两遍来意，她才点头。“韦啊，她走之前把钥匙交给我，说有人找就领进去看看。”邱婶从裤腰摘下一串钥匙，拣出铜色的那把，“屋里东西没动，水电都断了。她说是去沙溪镇女儿那边带外孙，没说回不回来。”
推开门，一股霉味夹着樟脑丸的气味。堂屋摆一台老式脚踏缝纫机，蝴蝶牌，台面上的绿漆磨成灰白。机头边压着一本1982年的《上海服饰》剪贴本，页面卷了角。墙上挂一面圆镜，镜框是黄铜的，左下角嵌一颗红色有机玻璃珠——我小时候，百货大楼卖这种镜子，要凭票。
邱婶说，韦阿姨没搬走前，每天下午三点准时在堂屋踩缝纫机。街坊有改裤脚、换拉链的活，端过去就放台面上，说好哪天取，从不误事。“她从来不还价。”邱婶加一句，“说过得去就行。”
修车摊老板的印象
南门桥西有家修车铺，老板姓赵，四十五岁。我把车支在他铺前充电，顺嘴问他记不记得韦阿姨。他拿毛巾擦手上的油，想了想：“穿灰布衫那个?走路有一点跛，右腿?”我说我没见过人。他说那就是了。“她每个月来给链条上油，自己带小油壶，不占我的油。车是一辆凤凰女式车，大链盒的，擦得亮。”
赵老板说，韦阿姨上油时不多话，上完就骑走，朝北边的粮站方向。“今年没来过。”他低头拧螺丝，“有次我问她，老车该换了，她说还能骑，先不换。”
他的话让我记起一件事。去年秋末，粮站附近的公厕保洁员告诉我，清晨六点见过一个瘦老太太，推着那辆凤凰车，车筐里放一把长尺和一卷牛皮纸，往纺织厂留守楼的方向走。现在留守楼已经拆了，地基上长满野草，堆着三堆碎砖。
一个不确定的线索
中午在桥头面馆吃拌面，老板娘端面时插话：“你找人家，不如去趟沙溪镇。”她说上个月托人带过一件棉袄给韦阿姨改领子，带到镇政府门卫，转手后一个面生女人接的。“那女人说韦阿姨身体好，每天走三公里。”老板娘用筷子点了点桌面，“但没留电话。”
面馆墙上的挂历还停在三月份。老板娘不好意思，过去翻了一页。“月份忘了换，日子不打紧。你要是真找她有事，我帮你把棉袄的收货地址抄下来。”
我摆了摆手。我并没有携带任何需要缝补的衣物，只是听了那句“南门小姐在哪”十几个字，想来看看这些旧东西。
下午返回时又经过民主巷。27号的窗帘还是拉着。一只黑白花的猫趴在巷子第四级台阶上，耳朵缺了一角。见我走近，它站起来，伸了个完整的懒腰，走进墙根的阴影里，没发出声音。
我推着电动车走出巷口，遇到一个扎麻花辫的小女孩，抱着一个饼干铁盒，铁盒表面印着红色的牡丹花。她仰头问我：“叔叔，你是找南门奶奶吗?”
我说，是。
小姑娘把铁盒往上抱了抱：“我妈妈说，南门奶奶说，学裁缝先学锁边，锁不好边，做什么都漏风。”她打开盒盖，里面是几段五色的线头，缠在小纸板上。
我目送她跑远了，走进掉漆的巷门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