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叫小妹｜店门口那盏灯下的一桩旧事
我现在坐在柜台后面，数着今天收的零钱，抽屉最底下压着一张折了边的50元。那是2008年秋天的事了，老城墙根底下那间杂货铺还在，对面是长途汽车站，老赵的修车摊就摆在我门口西侧第三根电线杆下。
那天傍晚，天刚擦黑，一个穿深灰夹克的中年男人在门口转了三圈，最后进来买了一包红梅。他攥着烟，没走，盯着柜台角落那部红色的座机电话。我正低头拆纸箱里的酱油瓶，听见他说：“老板娘，你这里能帮忙联系人吗？就是那种……叫小妹的活儿。”
一个旧电话的重量
我手里的胶带撕到一半停住了。他说的是附近工地上的临时工，那种帮人卸水泥、搬砖，按天算钱的小工，本地人都叫“小妹”——不是女娃，是工地上最底层的散工，一天管两顿饭，给200块钱，干完立结。
这称呼从90年代末就传开了，火车站货场那边带起来的，因为最早领头的是个姓梅的女包工头，湖北人，嗓门大，手底下带三十几个临时工，全是男人，大家伙儿图顺口，就叫“梅姐的人”，后来就简化成“200叫小妹”。
我指着对面汽车站旁边的公告栏说：“你去那墙上贴的红纸条底下等，每天晚上七点整，老赵的徒弟会来点人头。”
“我赶明早六点的车，等不及了。老板娘你熟，能不能帮打一个传呼？”
男人从兜里掏出一张叠得整整齐齐的纸，上面写着一个传呼机号码。我瞥见纸上还记着两行字：“北站货运部，三车沙子，明天八点卸。”他说自己姓周，是给工地送砂石的，今晚缺两个人手卸车，原来说好的工头放了鸽子。
我拨了传呼号，等了八分钟，一个号码回过来。我照着他纸上的地址说了情况，对方在电话里骂了两句脏话，说涨价了，今晚急活得加50一升。周师傅咬了咬牙，说行。挂了电话，他把那张纸对折又对折，塞回上衣内袋里。
钱，就放在泡菜坛子盖上
第二天清晨我开门卸板子，门口台阶上放着两瓶辣椒酱，瓶子底下压着十块钱。瓶身还带着温度，是热的。我抬头看见周师傅正蹲在马路对过抽烟，脚边放着蛇皮袋。他冲我摆摆手，没说话，转身往货运站走。
那两瓶酱是他媳妇自己腌的，我认得瓶口的蓝布条。他之前来买过两次盐，跟我闲扯说过他在老家承包了七亩辣椒地。后来我通过他传呼机上的信息，陆续帮他接了四次活：两次卸化肥、一次搬家电仓库的货、还有一次是给城墙根下的饺子馆垒灶台。
每次干完活，他都会来店里买包最便宜的烟，然后把零钱一张一张理平——如果当天工钱是200叫小妹的行情，他就把其中一张捋得特别整齐，压在收银台的玻璃板底下。
有一次他喝多了酒，坐在店里折纸箱，突然跟我说：
“老板娘，你知道为啥大家都管这个叫‘200叫小妹’吗？因为包工头梅姐定下规矩——按天算钱，当天结清，但工钱里头不能有50和100的尾数，必须是两张整100，或者一叠干净的零票。她说，散工认钱不认人，钱一磨得发毛，人就觉得心也毛了。”
我低头看他从裤兜里掏出那把零票，果然，每一张都平平整整，没有一道皱褶。他说其实200不算多，但规矩是梅姐用十年时间立起来的，谁都愿意守着她这个规矩干活，因为守规矩的人她不会让你吃亏，夜里临时加活儿，她还会让送货的人多带一份热盒饭。
那盏灯后来不亮了
2009年秋天，汽车站整体搬迁，货场也挪去了三环外。梅姐的包工队散了大半，红纸条的公告栏被城管拆了。老赵的修车摊挪到菜市场后门，周师傅最后一次来店里，是买那种绑行李的绿色尼龙绳。
他说老家那边的辣椒地正好赶上承包期到了，要回去把地翻一翻。我问那他传呼机上那些存着的活路怎么办，他拍了拍胸口的硬壳塑料本：“都记在这里边了，用红笔画勾的，是定下的活。等我回来，再按老规矩，200叫小妹，该多少是多少。”
那天他走的时候，把那张一直压在玻璃板底下的磨损了的100元抽走了，留了张新的。
老城墙根下的铺子现在还在，只是换了招牌，卖手机配件。我柜台里那部红色座机，早几年电话线被老鼠咬断了，我就没修。现在年轻人来问路，管我这种夫妻店叫“社区小卖部”，没人再说“小妹”这个话了。
前几天整理仓库，翻出一箱进了水的传呼机基站拆卸零件，铜片全生了绿锈。我把它们装进原来装酱油的纸箱，贴张白纸，写了四个字：“废品勿触”。旁边放着一瓶还没开封的辣椒酱，连玻璃瓶都没了，就剩下瓶盖上一截还拴着的蓝布条，颜色掉成了浅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