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鞍山七区一条街｜老街修鞋摊前听来的家长里短
老姐姐：
你信里问那条街还在不在，我放下信就笑了。怎么不在？前两天我还蹲在七区一条街路口那棵老槐树底下，等修鞋的张师傅给我的布鞋换底。树叶影子落在他那台手摇缝纫机上，咔嗒咔嗒响。他抬头看我一眼说，老板娘今天不忙？我说再忙也得来，脚上这双鞋跟你这机器一样，老零件难配了。
你说得对，这地方名字听着硬邦邦的，其实就是马鞍山老矿区职工宿舍区边上的一条巷子。从东头走到西头，我数过，四百七十来步。慢悠悠走，能走上一个上午，因为你走三步就得停下打招呼。卖豆腐的刘婶，补胎的老郭，理发的王师傅，各个都能跟你唠十分钟。这条街上的人和物，我都熟得像自己的掌纹。
三十年了吧，我在这条街上开杂货铺。店面小，十来个平方，货架一直顶到天花板，得踩梯子够上面的洗衣粉跟蜡烛。最早的货物都是托人从市区捎来的，后来自己也骑自行车去批发市场拉货。那时候巷子口还是土路，雨一下，各家门口都垫砖头。现在改成水泥路好多年了，只有那个修鞋摊的位置，地面上还压着一块钢板，雨水顺着边流下去，滴在老下水道的篦子上。张师傅说这块钢板是铁矿上淘汰下来的，他在上面修鞋修了二十多年，比谁都知道这条街重心的偏斜。
街坊主顾的账本
我的铺子主要靠街坊们养着。早起来打酱油的多，吃了午饭以后来买针头线脑的勤。我有个硬壳的笔记本，外壳是蓝色塑料皮的，页角早就卷起来了，上面记着一些赊账的划痕。不是因为大家老赊账，而是我更愿意记住这些名字。比如三栋的刘老师，每礼拜五准来买一包桂花糖，说是周末给孙女包的糯米藕要用，去年还多了两罐蜂蜜，说是给儿媳妇坐月子准备的。
这儿的街坊每个都有自己的钟点。早上六点半，轧面条的胖嫂准时把摊子支开，面粉袋子摞得整整齐齐。她家面比外面贵两毛钱，但是大家都不还价，因为她做的面条煮出来条是条、汤是汤，不糊。最早上她那儿拿面的是几栋的老陈，永远是揉着眼睛来，说昨天看铁矿调度室的监控看晚了——他在矿上值夜班，看那一墙的屏幕，哪个井口的罐笼走了，哪个皮带轮停了，那些数字晃得他恍惚，只有来买面的时候才分得清是清早还是深夜。
修鞋的张师傅就在胖嫂摊子斜对面，靠着电线杆。他工具箱里有一把铜钳子，钳口磨得又薄又亮，说是当年西南钢校的老师傅送的。他给客人修鞋的时候，不跟客人聊天，只盯着手里的活。倒是客人先开口的居多。有一次一个年轻姑娘说：师傅，这双马丁靴底磨平了，能换个底不？他拈起靴子看了看说：你平常是不是老爬这斜坡走东边的台阶？姑娘愣住说你怎么知道。张师傅用肥皂头在鞋底画了一道印子，说鞋底外侧磨损齐整，那是斜向用力造成的，这条街上只有东边那个坡是这样磨鞋的。姑娘笑说这街比她还了解我脚上那点事。
我那杂货铺的柜台，是以前老厂长家里的衣柜改的，漆成墨绿色，柜面上玻璃压着几毛钱一沓的上海牌香烟。柜台角落有个铁皮盒子，装找零的硬币，常年磨得发亮。铁皮盒盖上拴着一根橡皮筋，是我闺女小时候套在手腕上老玩，后来断了我给系在盒上的。老姐姐，你看这些东西。它们比我的年纪都大，可是还在用。塑料的东西放久了会脆，铁和木头反而是越上手越温润。
夜里七区最闹的时刻
你别以为这条街只是白天热闹，到了傍晚，它才显出真正的身手。路灯光昏昏黄黄的，几家店的灯牌都亮起来，白炽灯管里有一点嗡嗡的电流声。胖嫂的摊子收了面，换成一口平底锅，烙韭菜盒子。香味往巷子深处飘，不用喊人，闻到味儿就来了的都是一起生活了半辈子的熟人。
有一个夏天的傍晚，大概七八点钟吧，这边路灯下摆了两张折叠桌，几个老工人坐着下棋。那边蹲着一圈人看一个年轻人摆弄电风扇的电机，他以前是矿上机电队的，现在退休了，在家修老电器。谁能想到一台七十年代的钻石牌电风扇，被他拆开换了个轴承，又转得欢快起来，呼呼地吹得一圈人衣角翻动。旁边修鞋张师傅早收了家伙，他坐在自己的矮板凳上，拿一把小刷子给钳子上油。他不跟人说话，但有人经过就点点头。
我那会儿搬个小马扎坐在铺子门口，数人影。数着数着想起一件事，前几年闹过一次大雨，下水道堵了，水淹到脚踝。半夜三点钟，住街尾的退休矿工李叔光着脚出来，拿一根竹竿捅窨井盖上的落叶，他说他干了一辈子排水，不能看着街坊家里进水。后来水电工老赵也出来了，两人蹲在水里捣鼓了一个多小时，雨小了水也退了，天亮以后街面干净得像什么都没发生似的。那天早上大家都在说这事儿，胖嫂那句算是说透了——这条街是各人顶着半边天过日子，但大雨来了，一块儿扛。
柜台上的一把客人存下的钥匙
老姐姐你问我现在怎么样，我告诉你一桩小事。我的柜台上现在摆着一把钥匙，黄铜色，挂着个塑料牌，上面用黑笔写了个“七”字。是张师傅存这儿的，说要是哪天他修鞋摊来得晚，让我帮忙把摊上的凳子搬进去，别让露水打湿了椅垫。那把凳子跟旧，四条腿长短不一，他拿旧鞋底垫着其中一条。我每天早上看到那把钥匙就在那儿，也从来不拿去试开。钥匙搁着，等于人有个牵挂。
昨日有个背旅行包的小伙子来问路，问我这马鞍山七区一条街怎么走周边还有没有老矿区留下来的铁轨路基。我告诉他在东头老机关楼后面还有一小截废弃的铁轨，枕木是黑漆漆的，缝隙里长满黄花菜。他站在铺子门口看了我半晌说：老板娘，你这店里的瓶子摆放的排队似的，都朝着一个方向。我低头一看，真就是，常年随手摆，居然整整齐齐的朝南。我也说不清是为什么，可能这条街的窗户都朝那边开着吧。
他走了以后我把那把钥匙挪了个位置，从玻璃柜台左边挪到右边。倒也不是刻意的，只是抹桌子的时候顺手把它擦干净了又放下来。这个位置离窗台近了二十公分，下午的阳光斜照过来，铜钥匙亮闪闪的。我盖上抹布的时候想，张师傅明儿来拿了工具，指不定还注意不到它被挪了。但你要是回来看见，就会知道那条街跟咱们一个德行，东西老挪地方，老念叨嘴上的事儿，心里最沉的那样东西，却是从来不被搬走的。
等你回来，我带你去坡底下那家早点铺喝豆脑，还在那儿。老板娘换了新粉白的大围裙，碗筷还是那套老的蓝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