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川晚上男人最想去的地方|八点以后满城找乐子的正经去处
晚上八点半,我把最后一颗轴承换完,手上的油污拿棉纱擦了三遍,才关了铺子的卷帘门。媳妇打电话问回不回去吃面,我说你先睡。她知道我又要去那个地方了,也不多问。银川晚上男人最想去的地方,对我来说不是烧烤摊,不是KTV,是南门广场边上那家开了二十年的台球厅,二楼,楼梯窄得只能过一个人。
那地方没有招牌,就门口挂一盏白炽灯,灯泡上落满了灰。老板姓马,回民,和我一样干了二十来年。他以前是修摩托车的,后来地皮涨价,改开台球厅,器械换过三茬,球桌从六张减到四张。你问为什么减?地方没变,多出来的空地上摆了两张麻将桌,靠窗那儿还放了一台旧收音机,晚上九点准时播秦腔,音量开得极低,就跟谁在喉咙里哼似的。
一、为什么非要去那儿
白天我们这些人分散在城东城西的铺子里——修车的、补胎的、焊铁皮的、卖五金的。到了晚上,身上那股机油味、铁锈味、汗味没散干净,就想找个能闻着同类气味的地方坐一坐。台球厅的好处是,没人问你是哪条街上的,也没人在乎你今天挣了多少。
推门进去,先听见球碰球的脆响——那种声音很实,不像玻璃杯碰起来那么尖,也不像木头敲木头那么闷。橘黄色的灯光底下,球桌的绒布绿得像夏天的湖面,白球滚过去蹭出一点沙沙声,听着心里就松快了一截。马老板靠在柜台后面,面前的搪瓷缸子里泡着砖茶,茶叶沫子浮在面上,他拿一根铁丝搅了搅,问我要不要来一杯。
我说来。他就从架子上摸出另一个缸子,也不洗,直接倒满。那茶苦得能刮嗓子,但配这地方正好。一会儿,隔壁焊门窗的老刘来了,手里夹着一根烟,进来先咳嗽两声,说今天干了一单大活儿,给新城那边一个餐馆焊了个铁架子,挣了八十。马老板听了也不搭话,拿杆子指了指最里面那张台,老刘就自己过去摆球了。
这里没人催你。你打一杆可以想半天,趴下去瞄了又起来,起来再趴。旁边看的也不急,顶多嘟囔一句“你倒是捅啊”。那一声球声落地,好的坏的都定了,不后悔。
二、干什么才叫“去”了
真要问银川晚上男人最想去的地方是啥样,我跟你细数数这几样活儿,缺一样,这晚上就白出门了。
头一样,打三杆入门球。这个规矩是我自己定的。来了不先打一整局,就拿起杆子打三颗散球——白球摆好了,推出去撞哪颗算哪颗,进不了也没事,就是活动肩膀。我白天握扳手,晚上握球杆,手指头的力道不一样。扳手要的是死劲儿,球杆要的是活劲儿,这三杆是把死劲儿卸掉的过渡。
第二样,听隔壁桌的闲话。他们说上周有人骑三轮翻了,西瓜滚了一地,站街的姑娘帮着捡;说某个巷子里新开了个羊杂碎店,老板下料狠,一碗里肠子占一半。这些话没人当真,也没人反驳,听个声儿,像收音机里的秦腔一样,是个背景。有个叫老马的(不是老板,是另一个修鞋的)每回来都讲同一个段子,说他在火车站等过一个人,等了一晚上没等到。讲到第三遍的时候,我连他说的那个钟表的锈迹都能看见。
第三样,打输一盘。赢不赢不重要,但得输得值。怎么叫输得值?就是你发力打那一杆的时候,球转了三个库边进带,对方张嘴“哦”了一声,然后你没赢。这一声“哦”,比赢整盘都有滋味。银川晚上男人最想去的地方,得有这样的瞬间才拴得住脚。
具体是哪几张桌
靠门那张最旧,台呢磨得发白,弹跳偏软,滚球慢。适合新手。靠窗那张桌腿底下垫着半块砖,稍微不平,但老手都爱打,因为不平时你的力得带点侧旋,反倒能练出点巧劲。柜台上放着一盒粉笔头,不是写字的,是擦杆子的——用指头肚捏一小块,蹭在杆尖上防滑,粉是蓝绿色的,跟台呢一个色系。我第一次来的时候,马老板递给我一根杆,说这根是“老三”,杆头有点歪,但用着用着你就知道歪在哪,知道歪在哪你就知道球往哪儿偏。我那晚上用“老三”打了一整夜,第二回再去,他照样递给我,说“你们看,认杆了”。
| 物件 | 年限 | 用处 |
| 那盏白炽灯 | 约莫十七年 | 灯罩上糊了一圈黑胶带,怕碎玻璃掉下来 |
| “老三”球杆 | 比我还早来两年 | 杆头歪,适合右旋打法 |
| 搪瓷缸子 | 换了四个,底儿都掉磁了 | 喝茶,天凉时也烫手 |
| 那台收音机 | 旋钮掉了用筷子代替 | 放秦腔,没别的台 |
有一回,一个年轻人进来,穿着白衬衫,像是哪个公司刚下班的。他站在台边看了看,问能不能打一局。老刘让给他。他握杆的姿势很标准,但是出杆太快,第一杆就滑了,球没走两步就停了。他脸红了一下,说好久没玩了。老刘说不要紧,你慢慢打,又一个晚上而已。他打了半小时,走的时候说了声谢谢。老刘冲他背影喊:“下次来,带副手套!”——那地方就这样,来过的,都还会再来。
三、夜里十一点以后
到了十一点半,收音机里的秦腔变成样板戏,单田芳的说书也讲完了。马老板起身,拿扫帚扫一遍地上的烟灰,动作不快,但是意思到了。我们几个就放下杆,各自收拾。老刘把杆子插回架子上,拿湿布擦了擦杆头。我把“老三”递给他,他照例塞回杆筒,说:“明儿还来?”我答:“不一定。但你要来,我就来。”他笑了一声,没接。
锁门声响起来的时候,南门广场上的喷泉已经停了,只剩几个倒水的池底,被路灯照得发亮。我骑电瓶车往家走,经过夜市口,还能闻到烤羊肉串的最后一缕烟。有个卖毛豆的大姐正往筐上盖塑料布,抬头看了我一眼,我点个头,她没回。风从贺兰山那边吹过来,凉飕飕的,把白天机器里的热气全吹散了。
银川晚上男人最想去的地方,其实也说不清到底哪个最好。就这间屋子——灯、球、茶、闲话,加上一把推门就见的旧椅子,椅背上的漆磨得看不见了,露出木头原来的颜色。那颜色和别处的木头不一样,带着一股手心的味儿。车拐进巷子口时,我听见背后有人锁了一扇门,声音哗啦一下,然后整个南门就静了。明天,可能去看看那片台呢是不是该换新的了,马老板说那料子还能再用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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