绵阳花园五队姑娘搬到哪里去了｜一张供销社发票牵出的去向
发票背面有铅笔写的门牌号
我书桌玻璃板底下压着一张泛黄的发票，绵阳市供销社花园五队分销店开的，日期是1989年4月17日。品名栏写着“雪花膏一瓶，2.4元”，底下还有半包“飞马”香烟，七毛五。发票背面，用铅笔写了七个字：“棉花巷3号附2”。那笔迹我认得，是周秀兰的。
周秀兰就是花园五队的姑娘，当年在分销店当售货员。她皮肤白净，说话带点安县口音，辫子盘在头顶，别一支红色塑料发卡。1989年春天，我老伴风湿犯了，托她带的活络油，她顺手把发票递给我时，铅笔字已经写上去。
“老师，我要搬走了。”她趴在柜台上，手指头反复摩挲那张发票，“搬家以后，您要买啥子，写信到这个地址。”我问她搬去哪，她只说：“城里，棉花巷。”再问具体，她笑笑，露出一颗虎牙：“去了就晓得了，到时候给您发地址。”
花园五队的姑娘们一个接一个走了
那些年，花园五队十几户人家，二十岁上下的姑娘有七八个。周秀兰是头一个进供销社端铁饭碗的，余下的姑娘，有的在队办缫丝厂，有的在蚕茧站打临工。到了1989年冬天，缫丝厂改制，裁下来的女工有的去了城里的餐馆端盘子，有的嫁到绵阳城里糖果厂职工宿舍。王芳去了成都荷花池帮亲戚守摊位，刘丽进了城里一家服装厂踩缝纫机。
后来我偶然在跃进路碰上刘丽，她提着两袋菜，说工厂旁边就是棉花巷。“秀兰啊？”她仰起头想了想，“秀兰好像搬了，不在棉花巷了，听人说她男人调去西昌铁路分局，她跟到走了。”再问具体地址，刘丽摇头：“她走得急，屋头柜子都没搬完，剩下的留给她小姨收了。”
棉花巷里问过三轮车师傅
1993年，我进城开会，散会早，抄小路去棉花巷找过周秀兰。巷子在富乐路背后，窄窄的，两边都是红砖老楼，晾衣服的铁丝横七竖八，滴着水。巷口有个修自行车的师傅，我问他“3号附2"在哪，他头也不抬：“那户早退了，搬走两三年了。”我问搬去哪，他拿扳手敲了敲车铃：“只听说去了火车站那边，具体哪栋楼，不晓得。”
回到学校以后，我把那张旧发票翻出来，又给周秀兰写过一封信，寄去棉花巷那个地址。两个月后信退回来了，牛皮纸信封上盖了一枚“查无此人”蓝章。我盯着那行铅笔字，心里空荡荡的，一个活生生的姑娘，就剩这几个铅笔字的影子了。
花园五队旧址如今是个步行街
去年底，我坐公交路过花园五队老地方，早认不出了。原来的晒谷场成了步行街，铺了灰石板，两边开奶茶店和卤味店。靠着街口那棵老银杏树位置，立着一块黄铜牌子，上面写“原花园村五组旧址”。树下有把长木椅，我坐着歇脚，旁边一个摆摊卖糖画的老头搭话：“早先这树底下有个供销社分销店，一个姑娘站柜台，脸白白净净的，爱穿水红色围裙。”我点头：“叫周秀兰。”老头眯眼看糖画：“秀兰？好多年没听人说到这个名字了，她男人后来跑长途货运，车停在路边，人下去买西瓜，再没上来——车被后头大货追尾，那是2005 年冬天的事，涪江大桥边上。”
老头叹了口气：“秀兰处理完丧事，把娃儿托给婆婆带，自己跟着沿海那个服装厂的姐妹走了。听人说先在东莞厚街打毛衫，后来又去了义乌，再后来，谁也不晓得她落脚在哪。年年清明节，她托人给她男人坟前烧点纸。前年回来过一次，在广场坐了一下午，后来环卫工收瓶子，看见她拦了个出租车，往火车站方向去了。”
我摸出那旧皮夹子，那张发票还在。铅笔写的“棉花巷3号附2”被汗水和年月洇得有点糊了，但每个字都还认得出。修车师傅说火车站，糖画老头说东莞和义乌。我把皮夹子合上，起身跟老头道别，走几步又回头问一句：“她那天在广场坐着，是朝哪个方向看的？”老头顿了顿，说：“朝老供销社那个方向，那棵树底下，看了很久。走的时候，把那杯没喝完的豆奶放在树根窝窝里，杯子上还插着吸管。”
那棵银杏树秋天落叶子，冬天光秃秃的，树根旁边落了不知多少风干的豆奶杯子，吸管朝北，朝火车站那个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