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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城中村打工人最爱住的｜水沟边那间老屋最抢手

我的抽屉里压着一张泛黄的租房收据，落款是“二〇一一年三月，龙洲花园15幢204”，租金四百六。那时候我刚从下面乡镇调到绍兴城区跑生活线，蹲在越城区和柯桥交界的几个城中村做采访。收据的主人叫老廖，江西人，在城东一家印染厂修机台。他告诉我，这张纸他已经存了六年，因为上面有房东签字和手印，他怕哪天扯皮说不清。

绍兴的城中村，打工人最爱住的地方，不是那些贴着“整租精装”红纸的自建房，而是水沟边、铁轨旁、变压器底下那几排最不起眼的老屋。老廖住的龙洲花园，其实不是小区，是东湖镇原住民自留地边上的三层砖房，门前还有一条常年泛绿的水沟，夏天蚊子能把人抬起来。但就这样的地方，每到月底，空一间出来，三天内必有人搬进去，房租从三百五涨到四百五，再没人嫌贵。

老屋的活法：房租少一百，日子宽一截

城里人挑房子看阳光和楼层，打工人挑房子只看两样：离厂子多少步路，房东肯不肯按季度收租。龙洲花园那一片，单间带厨卫的月租在四百到六百之间，比镜湖那边的统建公寓便宜将近一半。老廖算过一笔账，住在水沟边一年能省下两千四，省下来的钱够他老婆在劳务市场附近租个摊卖早点。他最大的盼头，就是把两个儿子从老家接过来过暑假。所以那间顶楼朝北的小屋，他住了七年没挪窝。

• 房东是本地人，七十多岁，姓韩，住在隔壁巷子的老台门里，收租只收现金。
• 水电按表算，一块二一度，比外面贵两毛，但没人计较，因为从不拖欠宽带费和卫浴修理。
• 楼顶的铁皮棚是免费晒衣场，天晴时花花绿绿的衣服挂成一片，像万国旗。

老廖说，他最怕的不是水沟臭，是下雨天楼顶漏雨。有一回半夜漏到他床上，他拿脸盆接着，滴答滴答响了一宿，第二天照常去厂里上白班。后来他自己淘了桶沥青，和着碎麻绳，爬上去把裂缝抹了个遍。房东韩大爷得知后，给他减了一个月房租，还从家里翻出一台旧电扇送他。那台电扇现在还在他床头，摇头时嘎吱嘎吱响，他却舍不得扔。

这条街的作息：凌晨四点，炊烟先醒

打工人住的地方，没有写字楼下的霓虹，却有比闹钟还准时的生活节奏。凌晨四点半，龙洲花园前的水沟边就支起两个煤炉，卖的是两块五一份的蛋炒饭，加一块钱能多一勺辣酱。旁边修鞋的杨师傅，湖北人，在这儿住了十二年，他的摊位是一辆改装过的三轮车，雨棚下挂着几十把钥匙胚。他把配钥匙的钱赚出来，供女儿在绍兴文理学院读完了护理专业。

“这里住的，没有一个人是闲的。你半夜两点下班，巷口卖烤饼的还在加炭；你清晨六点出门，隔壁阿婆的豆腐脑已经冒热气了。整条街就是个永动机，转起来就不停。”杨师傅说话时，手里正拿锉刀磨一把防盗门钥匙。

我跟着杨师傅回家取配件，穿过一道仅容一人侧身的窄弄堂，爬两层灰扑扑的楼梯，进了他租的的单间。约莫二十平米，靠墙一张大床，床尾一台老式缝纫机，桌上堆着手机膜和充电线，他说那是他的第二个营生。窗户对着对面楼的防盗窗，晾晒的牛仔裤几乎要碰到他的玻璃。他指着窗台上一个搪瓷缸子说，那是他工地干了十五年，劳工队送的纪念品，缸子底有个“安全第一”的红字，边上掉了一块瓷，露出黑铁。

住得久了，就会改掉抱怨的毛病

这些在绍兴城中村里扎下根的打工人，并不觉得自己的住所寒酸。他们会在清明前后，在水沟的石头缝里撒下丝瓜籽，到了七月，藤蔓爬满铁栅栏，黄色的小花在晚风里晃。他们会把自己捡来的旧沙发搬到巷口，铺上干净的蓝布，傍晚有人坐在那儿摇蒲扇，用家乡话聊些不咸不淡的事。

城市对每个人是公平的，它给你一份活计，也给你一张能躺平的床，哪怕是漏过雨的床。龙洲花园往里走第三排，有一户最有名的房门，被人用粉笔写了“沈祥家电维修”，下面一串电话号码已经蹭淡了。屋里住着一对安徽兄弟，哥哥修空调，弟弟补轮胎。他们房门口立着一块三合板，上面钉了二十几个螺帽，用来挂各种尺寸的扳手。那三合板在风里雨里泡了五年，边角翘起来像干裂的嘴唇，但他们的生意一直没断过。

年年有人走，年年有人来

二〇一九年深秋，我最后一次去龙洲花园。水沟边那棵老樟树底下，堆着几件旧家具：一张断腿的梳妆台，镜子还完好，几根钢管，一台发红的电饭煲。一只黑猫蹲在梳妆台上舔爪子，看都不看我一眼。老廖已经搬去了皋埠那边的安置小区，他是退了休才搬走的，走的那天往我口袋里塞了一包压缩饼干，说是我常写稿熬夜，用得上。

水沟还是那条水沟，只是被盖上了水泥板，成了暗河。新来的一批打工人在盖板上搭了个木板台子，放了几个塑料盆，种上葱和蒜。有个年轻人在给一只戴黄色雨衣的玩偶熊洗头，那个玩偶挂在他床头晾了很久，帽檐上积了灰。他没头没脑地跟旁边人说，这是他对象进城时从车站门口的娃娃机里夹出来的，夹了四十块钱。他把熊洗干净了，又挂回到那根牵了胶丝绳的晾衣杆上，正对着他租的那扇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