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阳火车站快餐多钱｜十块二十块，站前广场的掂量
抽屉最底下压着一张泛黄的火车票，襄阳到武昌，2011年4月17日，硬座票价29.5元。票面折痕处快要断裂，我用透明胶带粘过两回。那年我在深圳打工，清明过后回枣阳老家相亲，返程在襄阳站中转，等车三个半小时。肚皮贴着后背出站，广场西侧一排铁皮棚子，白底红字招牌写着“快餐15元，两荤两素”。我攥着钱包在棚子外头站了足足五分钟。
那天我没进去。倒不是嫌贵——十五块在深圳连碗像样的牛肉面都买不着——是心里没底。铁皮棚子后面支着三张折叠桌，桌上塑料盆摞着剩菜，油光发亮的红烧肉旁边就是凉拌黄瓜，老板娘蹲在门口择韭菜，时不时抬头喊一嗓子：“快餐，十五，随便打。”我怀疑那盆红烧肉是不是昨天剩的。
一顿饭的掂量
襄阳火车站快餐多钱？这个问法本身就有歧义。站内候车室二楼的永和豆浆，一碗馄饨配小笼包要二十八；出站左手边巷子里的夫妻店，青椒肉丝盖饭十块还送紫菜汤；广场正对面那排门面房，黄焖鸡米饭小份十六，米饭管够。价格跟离站台的距离成反比，越靠近进站口越贵，走个七八分钟拐进云集路，牛肉面加鸡蛋才九块。
那年四月十七日，我最后蹲在广场花坛边啃了俩从家带的烧饼，就着保温杯里的白开水。烧饼是相亲对象她妈烙的，芝麻撒得密实，放了三天还是酥的。旁边同样蹲着几个等车的民工兄弟，一人一袋“豫竹”方便面，干啃，嘎嘣脆响。靠广场旗杆那儿有个穿军大衣的老头，守着个泡沫箱子，掀开盖子热气扑脸，卖玉米棒子，五块钱一根。
那天傍晚六点四十的火车，我进站前去洗手间洗了把脸。水龙头流出来的水冰凉，一激灵，人倒是清醒了。后来想起那十五块钱的快餐，倒不是心疼钱，是舍不得把那两个烧饼扔了——那是人家的一份心意。
卖快餐的河南大嫂
再去襄阳站是2014年腊月二十七。这回不急，过了安检把蛇皮袋往脚边一搁，径直走到出站口那排铁皮棚子。还是那些店，招牌换了新的，黄底红字，“现炒快餐 12元”。老板娘换了个中年妇女，河南口音，胖胖的，戴一顶蓝色针织帽，正把一盆刚出锅的蒜苔炒肉丝往台面上搬。
“襄阳火车站快餐多钱？”“十二。米饭管饱，汤自己舀。”
我要了一份，塑料圆盘分三格，一格蒜苔炒肉丝，一格烧茄子，一格酸辣土豆丝。蒜苔炒得偏生，肉丝挂浆不匀，味道却正——像家里大锅灶炒出来的。米饭是籼米，蒸得偏硬，泡着紫菜蛋花汤吞下去，浑身冒汗。腊月里候车厅暖气不足，那顿饭吃得人从头暖到脚。
大嫂一边擦桌子一边跟我搭话：“春运这半个月，一天能卖两百份。夜里十一二点还有最后一班车到站的，敲窗户也得给人家弄口热乎的。”她老公在后头掌勺，铁锅颠得乒乓响。我问她累不累，她笑了笑：
“比在家里种地强。这边人流大，快餐多钱都是薄利，一份挣个两三块，积少成多。”
那趟车晚点了四十分钟，我在棚子里坐了很久。大嫂又给我添了半勺茄子，没收钱。
菜单上的减法
去年清明回老家上坟，又在襄阳站中转。出站口那排铁皮棚子拆了，原地砌了整洁的玻璃门面房，挂着统一的价钱牌子。快餐分三档，简餐十元一荤两素，标准餐十五元两荤两素，豪华套餐二十二元两荤三素加例汤。结算方式也换了，扫码下单，窗口小票机吱吱往外吐纸。
我点了份十五元的标准餐。青椒肉丝、西红柿炒蛋、清炒包菜，免费例汤是冬瓜排骨熬的，捞得着骨头渣。味道跟十年前那盆蒜苔炒肉丝没法比，但也不难吃。至少是现炒的，不是料理包。快餐多钱这个念头在我脑子里一闪而过，紧接着想的是别的。
装快餐的塑料盘换成了一次性纸浆餐盒，可降解的。筷子是竹子的，独立包装印着“本店已加入光盘行动”。店堂里贴着价目表，白纸黑字，字迹清晰。门口保洁大姐在扫落叶，扫帚划过水泥地，沙沙响。那一瞬间我忽然想起2011年那个蹲在花坛边啃烧饼的自己，又想起2014年大嫂给我添的半勺茄子。三次来襄阳站，快餐从十五降到十二又涨到十五，绕了一个圈，物价好像什么都没变，又好像什么都变了。
- 出站右转沿长征路走六十米，见“襄州面馆”招牌进店，牛杂面大碗十一块，比车站商圈便宜。老板操本地口音，佐料罐摆得满。
- 对质量有讲究就加三块，要一份现炒的猪肝盖饭，锅气足，油大。
纸餐盒底部印着一串数字，是该企业的投诉电话。我翻过来看了看，又翻回去，那一行小字印得清晰，没有模糊掉。窗外的列车广播正报着下一趟车的车次，开往汉口方向。我收拾好餐盒，走到门口。橱窗玻璃上映出一个中年男人的脸，下巴上有一道浅浅的疤，那是1998年爬火车时蹭的。我递了张餐巾纸舔了舔嘴角的油星，抬头望了望站房的钟，十二点零七分。广场上的人还是一茬一茬地涌过来，背着尼龙袋子的，拖着拉杆箱的，牵小孩的，都有。远处那个卖玉米老头的泡沫箱子换成了不锈钢保温桶，还搁在原地。只是那根旗杆上的红旗，叫风吹得呼啦呼啦响，再没人抬头看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