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旗小姐怎么联系呢｜老宋铺子里的寻人旧事
腊月廿三，我蹬着那辆二八大杠去后街送最后一趟货。车斗里横着三卷芦苇席，两把新扎的竹扫帚，还有给王婶家带的半扇猪头肉。路过老供销社墙角时，一个穿灰棉袄的姑娘拦住我，问：“师傅，扎旗小姐怎么联系呢？”
我捏住车闸，轮子碾着碎冰碴子吱呀响。她说自己是镇中学新来的美术老师，教的素描课要画地方民俗，听说北头老宋家的扎旗做得最好。那旗子不是寻常节庆用的三角彩旗，是晋北这一带办古会、搭戏台时挂的招魂幡样式，用绸缎剪出人物身段，底下垂着铜铃和流苏。
老宋的病是前年秋天开始的，手抖得拿不稳剪刀。他关门那日我在场，满屋子丝线头子扫出来三簸箕。可刚才那姑娘说话时眼巴巴的，我想了想，把车支在雪堆旁：“你顺着邮电局后墙往北走，第三个电线杆右转，看见两棵老槐树就到。”
过火的院子和能用的西厢
那两棵老槐树去年遭了虫，半边枝杈枯着。院子里更乱，旧缝纫机台面上堆着发黄的《大众电影》，机头挂着两副断了腿的老花镜。东厢房的门板用铁丝绞着，门缝里塞着洋灰袋子。西厢房倒是开着，煤炉烧得通红，老宋正坐在马扎上给一片红绸子描样儿。他瘦得厉害，棉袄领子空荡荡的，但握笔的手稳得出乎意料。
姑娘说明来意，老宋也不接话，用笔杆指了指墙角的樟木箱：“自己搬凳子坐，箱盖上那个铁皮盒里是以前的相片。”相片多是黑白，有1983年，大同府的庙会，老宋站在一群人前头，手里举着一人多高的旗子，旗面绣着白鹤衔芝。还有几张彩色的，年代近些，是他带着徒弟在工人文化宫赶工的场面。
- 铁皮盒底压着半张粮票，1972年的，北京。
- 一副铜铃铛，大小不一，拴着麻绳，是老宋年轻时串村赶会用的。
- 两个牛皮纸信封，一封是从内蒙寄回来的，盖着“锡林浩特”的邮戳。
“扎旗小姐”这个说法，老宋手里的笔顿了下。他抬头看那姑娘：“你问的是哪个扎旗？要是内蒙古那个旗县，我这两年去不动了。早些年，东乌珠穆沁那儿的文化活动中心托人捎过话，说要订十二面大旗，那边管这个叫‘禄马风旗’，旗穗得用牦牛尾。”姑娘摇摇头，她说的“小姐”是刻在旧旗杆底座上的两个字——以前镇上文工团的副队长，姓乔，大家都叫她乔姐，后来把称呼演成了“扎旗小姐”，说她扎的旗子楞角分明，拉平了都能当尺子用。
生锈的顶针和一把断齿木梳
老宋放下笔，转身从炕柜底下的帆布包里摸出个布袋。布袋里子是蓝花土布，外层缝着七八个补丁。他解开带子，倒出几样东西：一个生锈的铜顶针，一把断了三根齿的黄杨木梳，还有一根缠着红胶布的木杆铅笔。他说这些是乔姐留下的，那年文工团解散，乔姐把工具送他留作念想，自己去南边投亲戚了。
姑娘借了纸笔，记下老宋口述的扎旗口诀：“先做身形后做旗，剪囗不剪底，走线走里针，风来回旗不翻。”老宋说着说着停了，盯着炉膛里的火苗子出神。我替他续了块炭，他摆摆手：“乔姐那手艺，我学了八成。她使剪子像绣花，旗边压得比板尺还齐。那时候演出多，夏天一个月跑十来个村，旗杆插在拖拉机斗子上，风一吹哗啦啦响。咱们坐后头，唱着《走西口》，那绸子刮着脸，凉丝丝的。”
“后来呢？她再没回来过？”美术老师的笔尖悬在纸上。
老宋摇摇头：“前几年托人打听过，说是在和顺县那边落脚了，教过书。有个回民饭店的师傅见过她，戴个藏蓝线的帽子。再往后，消息就断了。”他低头摩挲那把断齿木梳，梳齿缝里嵌着绛紫色的丝线，放了三十年也没褪色。
从绵口袋最底下的硬纸壳
临走前，姑娘问能不能买一套现成的旗子做教具。老宋从后排箩筐里抽出个塑料布卷，展开是面一米来长的蓝底平绣旗，边角包了麻布条。旗面上绣的既非仙鹤也非祥云，是一排歪歪扭扭的铅笔画小人物，手脚并用，像在跳舞。“这是乔姐给村里孩们做的样品，”老宋说，“她说别老弄神仙老虎，孩子们爱看自己人。”
姑娘把钱压在茶缸底下，老宋推辞，最后只收了二十块线钱。我们帮着把新扎好的几面旗子捆在车后座，红绸子绑着牛皮纸，塞进帆布褡裢里。美术老师骑车带走了那面旧旗，车铃响过巷口时，旗角扫着雪泥地，沾了几星灰点。
回铺子的路上，我绕道去了趟废品收购站。老刘说他那儿收过一箱文工团的旧物，卖给收书纸的了。纸堆里扒拉半天，找着一本包着挂历纸皮的笔记本，扉页写着“乔玉兰，1979年，大同”，翻开来，齐整的小楷记录着各村的演出路程，最后几页是空白，只在末行画了两个圆圈，一大一小，像落下的日头，又像摊开的旗面。
我把笔记本皮上的灰擦干净，塞进大衣内兜。西风吹过电线杆头，雪又起了几星。远处戏台残留的钢架上，一截红布条还绕着铁丝打旋，哗啦，哗啦，像是自说自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