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州黄岩站街的妹子｜菜场边三轮车上的葱油饼

我打开铁皮饼干盒，里头压着一张泛黄的1997年公交车票，票价五角，从黄岩老车站到天长路。票面上印着“台州黄岩站街的妹子”几个褪色的红字——那是当年公交公司给“站街”线路起的名字，指站前街那一带，不是别的意思。

那年我还在城关中学教语文，每天骑凤凰自行车从青年路拐到站前街。早上六点半，街口已经挤满卖菜的、挑担的、赶早班车的。站街的妹子就蹲在供销社门口的台阶上，面前搁一只乌黑的铁皮桶，桶上架着竹匾，匾里是刚出锅的葱油饼。

“老师，来一个？刚出炉的，烫手。”她叫阿芬，那时才十九岁，辫子扎得低低的，围裙上沾满面粉。

我买了三年她的葱油饼。五毛钱一个，加蛋七毛。她的摊子正好在公交站牌底下，等车的人围一圈，她手不歇，揉面、擀饼、抹油、撒葱花，铁板上一压，滋啦一声，香气混着柴油味往人脸上扑。我常站在旁边看她，心想这姑娘的手真快，能同时应付四五个客人找零的当口，还把饼翻得溜溜转。

2001年秋天，公交改线路，站前街的站牌移到南门头。我以为阿芬会走，结果她在原来站牌的位置支了把太阳伞，照旧卖饼。只是公交车不经过那儿了，客少了大半。她开始兼卖茶叶蛋和豆浆，用一个旧铝锅熬豆浆，锅沿磕得坑坑洼洼。某天我买豆浆时多嘴了一句：

“妹子，这锅该换了，漆都掉了。”

她笑笑：“老师，换锅要钱，锅还能用，省着点。我弟明年高考，得攒学费。”

后来呢？后来我退休了，不再天天经过那条街。直到2007年清理老物件，翻出这张车票时，我才想起该去看看她。骑着车到站前街，供销社拆了，台阶还在，铁皮桶没了，换成一个不锈钢的餐车，上面写着“阿芬饼铺”。扫了一眼，卖饼的还是她，辫子剪短了，围裙换蓝白格子的。

她看到我，仍叫“老师”，从泡沫箱里抠出两个饼，硬塞给我：“老规矩，加蛋的。”我咬一口，还是烫嘴的葱花味儿。边上有个光膀子的搬运工问多少钱，阿芬头也不抬：“三个字，别啰嗦。”这些年物价涨了，她的饼从五毛卖到三块，但站街的妹子这几个字，还是有人挂在嘴边。

一张旧票，几条街，糊在饼里的日子

那张公交车票是我1997年保存下来的，原因是背面有阿芬写的电话号码——她让我帮忙给她弟辅导功课。我打过两回电话，她那头总有锅铲碰撞的响动。票面上的“台州黄岩站街的妹子”七个字，我是后来才知道的，那是站前街各摊贩联合印制的“便民向导单”，请公交公司代发，意在标清楚哪路车在哪一档摊位附近停靠。

有回我下班晚了，看她蹲在地上数钱，一毛两毛的硬币滚到下水道格里。她拿铁丝去钩，勾出三个，用围裙擦擦，放回铁盒。那时天色将暗，路灯还没亮，她的脸一半在光里，一半在影里。我忽然觉得，站街的妹子这四个字，比学校里教的任何修辞都重。

前阵子我整理抽屉，又看见这张票。落款日期那栏写着一组数字：1997.9.14。那天是教师节后第一个星期一，我记得她递过饼时说：“老师，你明天要去开会吧？多带两个饼，路上垫肚子。”窗外是一排芒果树，蝴蝶挂在叶尖。她推了推汗湿的刘海，露出额角一颗火疖子，红红地亮着。

我再去那家铺子，是2018年。站前街改名“青年路东段”，阿芬的餐车挪到了路口公厕斜对面。她弟弟毕业在杭州做了工程师，她的儿子倒了三趟车回来看她。她说：“老师，我卖了二十年饼，没别的，就一个道理——手上活儿别停。

她的手上青筋比以前显，指节粗大，虎口有旧疤——那是某年冬天铁板滑了，砸在脚面上落下的。她不太提以前的事，只偶尔说：“那时候站街的妹子多，现在不兴这么叫了，都叫门店。”我问她那门脸现在归谁管，她说：“还用说，下一辈。”

那天我买了四个葱油饼，一路提着走回家。纸袋外渗着油，烫得指头热热的。路过人民小学门口，有个穿碎花裙的小女孩正掂着脚尖看我的纸袋。她大概没吃过那种厚实的、边角微焦、一口咬下去葱花裹着面香的饼。

那张1997年的车票，我还压在铁盒最底下。票面上的红字已经褪成浅褐色，但站街的妹子这几个笔画的凹痕仍在纸里，摸上去能感觉到一点微微的压痕。我常常看着它想，公交改道了，供销社拆了，锅换了不锈钢的，连葱油饼也从铁板移到了电铛上。

可那个蹲在台阶上、把硬币从水篦子里钩出来的辫子姑娘，她把面团按在铁板上时的那股子力度，我到现在还能记得住在虎口上的温度。下一回我再走过那段路，或许我会走进新的铺子，买个加蛋的饼，又或许，我只是站在路灯底下，看一会儿那个如今早已不存在的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