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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云港红灯一条街2024｜从一张过期的营业执照说起

我的采访本里夹着一张塑封过的旧执照，纸张已经泛黄，边角卷起，墨迹被汗渍洇开。上面写的是“新浦区海昌路百货商店”，经营范围那一栏，手写着“日用百货、烟酒糖茶、文化用品”。执照的签发日期是1997年6月。这张执照的主人姓章，是个五十多岁的女人，普通话里夹着赣榆口音。她后来在2024年春天，把这张执照拍在我面前，问我——“你说，这条街到底算是怎么了？”

那时候我刚接完一个电话，是以前在派出所干过联防的老周打来的。老周在电话里只说了一句：“你要写2024年的红灯一条街，别光盯着红灯看，先去海昌中路那个老澡堂子门口，看墙上贴的告示。”我挂了电话就去了。海昌中路是本地人都知道的老街，曾经在九十年代被称为“小上海”，因为夜里九点以后，沿街的游戏厅和录像厅会亮起黄色灯箱。2008年改造后，这条街变成了海鲜排档和手机贴膜店的混合体。而2024年的告示上，只写了两个字——“拆”，落款是“海州街道城管中队”。

章姨的执照就是在这条街的东头三号铺子里拿出来的。那间铺子现在卖的是杂粮煎饼，玻璃柜里的面粉袋码得整整齐齐，案板上有一把剁了半截的菜刀，刀柄缠着蓝色胶带。她把执照放在摊开的塑料袋上，又用一块抹布擦手，跟我说了下面这些事。

她并不是红灯一条街的从业者。她是这条街的房东。1997年她买下这间铺面时，隔壁是家婚纱摄影店，再隔壁是个修表摊。到了2003年，摄影店搬走，来了一拨南方人，把玻璃门换成落地卷帘，白天关着，晚上十点才开。章姨说，她当时没多想，直到派出所来敲门，让她去配合问话。“他们说我是出租房屋失察，罚了两千块。”

2004年以后，这街上的门面租金翻了一倍。章姨没有涨价，她把铺子租给了一个卖炒栗子的小伙。小伙干了两年，夏天卖炒冰，冬天卖栗子，后来也不干了，说一到晚上十点以后，街上站着的女孩总来买两块钱的栗子，但从不吃，只是攥在手里，等三轮车过来接人。小伙觉得别扭，就搬走了。

我在章姨铺子门口站了五分钟，海昌中路这条街的现状露出轮廓——白天是早餐摊和便利店在撑面子，到了晚上十一点，路灯黄下来，确实有那种旧时代残留的暧昧感，但2024年已经看不见成群站街的人了。取而代之的是几个亮着绿灯的“智能自助购物柜”，里面卖的是饮料和避孕套。老周后来告诉我，这是社区“安全防线”的一部分，装摄像头，刷身份证才能用。

那张旧执照还在我手里。章姨聊起这条街改名的历史——2008年，新浦区把“海昌中路”的牌子换成了“利民巷”，后来又改回“海昌中路”，因为外卖小哥找不到路。她说了几句很有分量的话，我原话记下来了：

“红灯一条街的名字是别人喊出来的，其实我们做生意的，就管叫它‘三点一线’。下午三点，农贸市场的卤味摊出车；晚上九点，街头小吃摊出车；夜里十一点，棋牌室和招待所开始亮灯。一线是什么呢？就是这条街本身啊，谁踩着这根线，谁就得按这根线的规矩走。”——章姨，2024年3月的一个黄昏。

我没有深问她所谓的“规矩”是什么。因为那张执照上有一个有意思的细节：经营范围栏里写的“文化用品”，被铅笔划过一道，旁边用圆珠笔悄悄补上了“仓储”两个字。章姨说，这是2005年她自己去工商所改的，因为那时候街上的商铺流行“仓库在二楼，店面在一楼”的模式，她不想把房子拆了重修，干脆改了登记用途。

这让我想到2024年的一个变化。这一年，“红灯一条街”的关键词，在本地人的口里变成了“安置房”的代称。海昌中路的北段，2021年那栋烂尾楼在2024年初复工了，挂出来的广告牌写的是“邻街商业带”，租金报价比隔壁河滨路便宜三成。老周说，因为这条街的“历史色斑”太深，开发商不敢做高端名品街，就把底商租给了一堆宠物医院和美甲店。

我给你列几个我数过的店面细节：

• 街口第一家是个冷饮批发部，冰柜上贴的价签还是2023年的，但老板说最近改了批发价，一箱冰红茶从34涨到38。
• 中段有一家“祖传修脚”，门帘是厚重的军绿色，下午三点才拉帘，晚上八点准时关门，从来没变过。
• 靠近东头的公厕外墙，新装了一块电子屏，滚动播放“禁止卖淫嫖娼”的标语，但字体大小比两旁的招商广告小一号。

表格里的信息更能说明这条街的裂变——我在附近社区服务中心的公告栏抄到一组数据，属于公开宣传件里的概括性数字，非精确统计：

年代称谓	主要业态	夜间亮度	2024年现状
九十年代末“小上海”	游戏厅、录像厅	黄灯箱	全拆光，变成水果店
2005年前后“红灯街”	路边按摩店	红灯泡	被健身房替代，门面敲掉重装
2024年“利民巷”	快递驿站、自提柜	白色LED吸顶灯	晚十点后有一辆巡逻警车停住

老周在联防队干了十三年，他跟我说过一件小事。2018年的冬夜，他在街口看到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头，穿着黑色棉袄，搬着一张折叠凳，坐在银行自动取款机旁边数钱。数完钱，老头起来，把凳子收好，走到街转角的一家店里，花十块钱买了一杯热豆浆，然后骑电动车走了。老周追上去问，老头说他是四岔路口的卖菜农民，每天都在这里歇脚。老周后来才知道，那家热豆浆店，是这条街上唯一一家开了二十年没换老板的店。

章姨最后把那张旧执照递还给我，说：“你要是写文章，别把这条街写成鬼故事。哪有那么多红灯，灯是后来挂上去的，根子还在房租上。”她把话停这里。铺子外面的电子计价器响了一声，有人要买煎饼。她转身去忙，把菜刀又拿起来。我站在原地，看她把两个鸡蛋磕在铁板上，铲子刮过的声音，像是把这条街最后的皮屑，从锅底刮下来。

我离开海昌中路的时候，傍晚六点刚过。小吃摊的老板正把塑料凳子从三轮车上卸下来，排成一排，那张凳子腿上的泥垢有厚厚一层。西边的太阳还没落透，街东头饭店的排风扇吹出一股葱花味。没有人再站在路灯下说了，但路灯杆锈得比往年重，底座裂了一道缝，里面塞了不下七八个烟头。我蹲下来，掏出手机拍了一张照。镜头里，一个骑电动车的外卖员正穿过那些没有红绿灯的斑马线，他的后座箱子贴着一行贴纸——“安心配送，安全第一”。这个贴纸是新的，但街上没有一个人在看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