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口小妹一条街在什么地方｜花楼街口转进去的那截巷子
下午四点光景，我从六渡桥的天桥下来，拐进花楼街的窄口子。头顶晾衣竿横七竖八，滴着水珠子，溅在青石板上砸出闷响。左手边第三家铺子卖的是铝制饭盒，堆到门楣高，老板娘歪在藤椅里打瞌睡。再往里走二十步，巷子忽然岔出条更窄的支巷——墙根立着一块掉了漆的铁皮路牌，上面白底黑字写着“汉口小妹一条街”几个字，旁边用红漆补了一行小字：“左转，莫走错。”
我第一次来找这条街，是2016年秋天。那时我还在报社做副刊编辑，临时接到选题要写老巷子里的手艺人。问了好几个老武汉，说法都不一样。骑三轮车的师傅说在统一街尾巴上，卖糊汤粉的婆婆讲在交通巷后头，最后是环卫大爷撂下手里的扫帚，指着花楼街南段说：“你看到有家修钟表的铺子没有？从它旁边那根电线杆子往右拐，再走几十米就是。”
我按他说的走，果然撞见那块铁皮路牌。巷子刚够两个人并排走，两侧是三四层的老砖楼，红砖墙面上爬满了油渍和雨水冲刷的痕迹。一楼几乎全改成了门面，但每家铺子都不大，深不过五六米，浅的三四米就到底了。
这条街最热闹的时段是傍晚。下午四点半，陆续有人搬出折叠桌和塑料凳，各家门口支起小煤炉。修拉链的师傅开始给锁边机加油，声音吱呀吱呀的，像老式缝纫机在打拍子。巷子中段有个卖发糕的摊位，蒸笼摞了六层，掀盖时白气扑出来，玉米面的甜味混着煤灰味，直往人鼻子里钻。
我第一次来就记住了三样东西：第一是墙上的手写招牌，用的是广告颜料，粗黑体，每家的字号大小都不一样；第二是地上铺的彩色水泥花砖，虽然磨得发亮，还能看出拼的是菱形和方块的图案；第三是巷子尽头那棵歪脖子榆树，树干上钉着块木板，写着“老街坊棋摊”，下面挂着副象棋，棋子是水泥浇的，摸起来硌手。
棋摊旁边住着一位姓彭的爹爹，在这里修了三十多年自行车。他的铺子占的是个门洞，不足五平方，四面墙上挂满了车胎内胎、链条和钢丝圈。彭爹爹脾气怪，顾客来了要先报出车型和年份，他才肯接活。有次我推着一辆凤凰牌载重车去补胎，他蹲下来瞥了一眼辐条，说：“这是86年的车，快四十年了，车架焊缝都开始裂了，我帮你焊两道，收你八块钱。”
我问他这条街的名字是怎么来的。彭爹爹用手背擦了一把汗，说：“早年间，这里住的都是汉口码头工人的家眷，男人出去跑船，女人在家做点缝缝补补的活计。后来日子好了，年轻姑娘们出来摆摊卖袜子、头绳、发卡，一条街上摆满了她们的货架子，大家都喊‘小妹们的那条街’，叫着叫着就成了‘汉口小妹一条街’。”
他说起以前巷口有个国营理发店，玻璃窗上贴着烫发价目表——大波浪八毛、童花头六毛、平头四毛。现在理发店早没了，原址是一家卖藕夹的小食铺。每天下午油锅一响，方圆三十米的空气都是香的。老板夫妻俩配合麻利，丈夫刮藕皮，妻子调面糊，炸具是一只尖底铁锅，一回只能炸十二个。藕夹三块钱一个，用旧报纸包着，咬开外壳，里面是藕的脆和肉馅的鲜，烫嘴也要趁热吃。
我在巷子里慢慢走了一圈，数了一下，一共七十三户门面。卖什么的都有：紧挨着修车摊的，是家配钥匙的，锁台上摆着一台80年代的手摇打齿机，摇起来咯嘣咯嘣响；旁边是家改裤脚的小店，门梁上挂着一副软尺和一把熨斗；再过去是家卖桐油布伞的，店里光线昏暗，墙上插着几十把油亮的伞骨。
走到巷子中间段，有个窄口子通向一栋老式筒子楼。楼里还能看到一些旧迹：木楼梯的踏板被踩出凹坑，扶手的黄铜圆头被摸得锃亮。二楼楼道拐角处堆着煤球和旧搪瓷盆，墙上用粉笔写着“5号家有线，接一下”几个字，字迹褪色了，大概写了好几年前的。
我站在楼下，遇到一个拎着保温桶的大姐，说是给住在三楼的婆婆送藕汤的。我问她这巷子到底哪天最热闹，她想了想说：“下雨天最热闹。外面下雨，大家都挤在屋檐下头，卖面的炉子上架上铁皮挡雨棚，邻居就搬个小板凳坐下来聊天，女孩子们踩着脏水照样踩着缝纫机干活。”
我顺着她说的话往楼上瞅，果然看到二楼阳台的铁栏杆上晾着几块花布，风一吹，掀起来露出底下一台老式蝴蝶牌缝纫机，机头上还套着半截波纹管做挡灰罩。
天色暗下来，巷子里的白炽灯陆续亮了，发黄的灯光照在湿漉漉的墙面上，那些手写的招牌反倒更清楚了。彭爹爹开始收摊，他把修车工具绕成卷，锁在木头工具箱里，车胎挂回墙上的铁钩。卖藕夹的老板娘把最后几个藕夹捡进搪瓷盘里，盖上一块湿纱布，对还在收账的丈夫喊了一句：“明天的藕，你早上记得去万松园那边拿，这边老板说换一批嫩的。”
我站在那棵歪脖子榆树底下，忽然闻到一股焦糊味。抬头一看，五楼窗户探出半截身子，一个穿棉睡衣的姑娘挥着锅铲朝楼下喊：“妈，我炒菜的锅又冒烟了，你家还有干辣椒没得？”楼下修车摊旁那户人家没有应声，倒是卖发糕的摊主掀开蒸笼盖子，说了一句：“我家有，上来拿。”
那桐油伞的老板收好了最后一把伞，往门板后面合，门缝里漏出一条光，正好照在巷道墙根那块铁皮路牌上，上面的“右”字被热心地补过一笔，用的是红漆，笔锋歪歪扭扭的，像只被捏扁的蚂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