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鄂州古城路站大街怎么走｜退休教师指路，先坐八路再拐粮道街
清早的菜篮子问路
“张老师，您等等！”我在南门菜场门口被老周拦住，他提着一兜活鲫鱼，塑料袋里的水直往下滴，“去鄂州古城路站大街怎么走？我闺女非说那边新开了家修表铺子，要我拿这只老上海表去换个游丝。”
我瞅了眼他手腕上那块表，表盘泛黄，秒针走得有些犹豫。“你头回来这边吧？站大街可不是一条街，是古城路公交站后头那片老巷子的总称。”我把菜篮子换到左手，右手给他比划，“先坐八路车，到古城路站下，别在站台傻等，要绕到站台背面的铁栅栏门进去——那块门牌上漆着‘站大街1号到47号’。”
老周听得直眨眼：“八个路？那不是往泽林去的车吗？”
“哪个说八路？是八路电车线！”我忍不住笑，“你当还是一九八几年？现在八路电车早改成汽车了，但站名没动，站台旁边那棵老梧桐树还在，树下修鞋的刘跛子都换了三把锤子。”
过了铁栅栏，数到第三个岔口
老周把鱼往地上一放，从口袋里摸出副老花镜戴上：“您慢点说，我记性不如从前，记个大概就成。”
我蹲下来，用捡来的树枝在地上画：“从公交车站下车，先别管左手的炸油饼摊子，那摊子七点出，十一点就收。你径直往站台背后走，铁栅栏门常年不锁，只有刮大风那几天用铁丝缠着。进门后是条二十来米的水泥坡道，坡道尽头分三个岔口，别走最宽那条，那是运煤车的道，扬一身灰。走中间那条窄的，路边第二根电线杆上钉着块蓝底白字的路牌，牌子上‘站大街’三个字上面的漆掉了一半，但能认出形。”
“认出路牌后呢？”老周追着问。
“顺着路牌往东数，第三个岔口右拐，看见一扇朱红色铁皮门就对了。”我站起来拍拍手上的土，“那门上有块木牌，写着‘康记修表’，但牌子给雨淋得发白了，你得看门口摆的那盆仙人掌——那是老康自己嫁接的，开黄花，整个鄂州就他那盆开花。”
巷子深处的老规矩
老周嘟囔着说去年闺女带他去过一趟，可“那会儿是从古城路站大街的后门进的，前门后门不太一样”。我听他这么讲，心里倒是踏实了——他知道那地方确实存在，只是路线绕糊涂了。
“你要实在找不着，就打听巷口卖米酒的王阿婆，她今年七十二了，比我还大两岁。你只要说‘找老康’，她会告诉你走哪条巷子近。”我又补了句，“进了铁栅栏门千万别问拉板车的师傅，他们说的都是往码头去的近道，能把你支到长江边上去。”
老周拎起地上的鱼，又问：“那修表铺子大概几点开门？”
“九点前后。”我说，“老康起得晚，他老伴先到五分钟烧水，你就看那盆仙人掌旁边有没有晾着搪瓷茶缸，晾了就是人来了。”
他点点头，转身要走，又停下来：“张老师，您这大早上买菜也往站大街去吗？”
井边那句话我没说完
“我住那不是一天两天了，搬走都有十年了。”我指了指菜篮子里的两条黄瓜，“今天不往那走，去广场看老伙计下棋。”
老周笑着道谢，提着鱼朝八路车站走过去。走了几步又转身喊：“要是门口那盆仙人掌还没开花呢？”
“开不开花都敲门！”我也提高声音，“老康耳朵背，敲门得用拳头，叩三下、停半晌、再叩两下，他老伴才听得清。头一回叩猛了，他在里屋开了句玩笑——‘这动静，还以为是收废铁的呢。’”
老周挥挥手走了，影子拖在水泥地上，和站牌下那棵老梧桐的影子并在一处，被早上的日头拉得忽长忽短。亭子边修车的老刘头抬眼又低头，问了我一句：“老张，刚那人是问去哪？”
“古城路站大街。”我盯着地上的影子答。
“哦。”他说，“那儿的井水先苦后甜，以前没通自来水的时候，家家户户都去巷尾那口井挑水，三个水桶排一回队。”他晾着顾客的刹车皮，慢慢又说了一句，“你猜那井口砌的石沿，哪一块是补过的？”我提着菜篮往棋摊走，没接他的话。梧桐叶儿在风里沙沙的响，像极了当年巷子里的水瓢舀起来、又倒下去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