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山村尾站街在哪里｜一张旧车票牵出的公交终点往事
我从采访包里翻出一张叠成豆腐块的橙色纸片，是1998年佛山公交公司的〈公共汽车定额客票〉，面值五角，票面印着“村尾站”三个黑体字。票的边角磨得发白，背面有我当年用圆珠笔写的四个字“起点终点”。村尾站在哪里？这个问题，我在佛山问过不下五十个人，年轻人都摇头，只有上了岁数的老街坊会顿一顿，然后说：“你说的站街，不是那种站街，是村尾总站那个圈车头的场子吧？”
那地方在禅城区张槎街道的最西边，一条叫大沙路的巷子拐到底，如今是新开发的商住楼盘，围挡上挂着红色的售楼横幅。1996年我在《佛山日报》跑民生口线，第一次去村尾，是跟着公交二公司的调度员陈伯去的。陈伯瘦高个，戴一顶洗得发白的蓝布帽，他骑着一辆凤凰牌单车，车后座绑着个铁皮盒，盒里装着一沓发车表和一面小三角红旗。他告诉我，村尾站街既不是地名也不是官员名录，而是当年20路公交在村尾村口的终点站，站牌附近自发形成的等车人流聚集点——本地话叫“站街等车”，后来外来的打工仔不知道，听成什么奇怪的说法。
当年的村尾站街，就是一块水泥坪子，和一个用白漆铁皮焊的临时站牌。站牌上贴满小广告。有招搬运工的，有卖二手自行车的，最多的是一种粗纸打印的招租条，“单间带阳台，月租120元，步行至江湾市场五分钟”。杨春燕，四川南充人，那年她23岁，在站街旁边的“川味快餐”摆摊炒粉。她总在早上六点半准时把炉子推到站牌边上，因为六点四十五分有一班从佛山火车站发出来的头班车，下来的人最集中，一个早上能卖到八十份河粉，一份五块钱，加蛋加一块，青菜免费。
她的灶台是一辆改造过的婴儿车，铁皮焊的炉膛，底下垫着半截废旧煤气管，灶台边上挂一个小纸板，写着“炒粉·换零钱”。本地人坐车一块二，有时候投币差一毛两毛，就都到她灶台前破零钱。她从来不收手续费，但是如果你在她摊上买一罐“健力宝”，三块钱，她能给你两张钞票加十个硬币。那罐饮料利润是一块一。
我问她，村尾站街怎么这么早有人？她拿锅铲指指站牌背面，“你去看，那里有一张手写的班次卡，是陈伯用毛笔写的”。我过去看，果然，白色的又厚牛皮纸卡上用黑墨写着：
“20路，头班6:45，末班21:30，双向对开，每隔17分钟一班。村尾发车经江湾路转佛大门口，终点火车站。下雨天延迟10分钟，堵在路上请耐心。”
末班车之后，站街那盏路灯（其实是村大喇叭下面吊着的一只白炽灯）晚十点半熄灭。杨春燕收摊，把婴儿车推到旁边果园的铁丝网下锁住。黑暗里她打开一把折叠椅，拿一份隔天的《南方都市报》盖住脸打盹，她说等客的人有的要去火车站赶凌晨的过路车，她躺下不是为了睡觉，是在等一个拖货柜的河南老客，他每个月来村里收报废的五金件，回来的第一站就是村尾站街，会买一份最贵的鸡蛋炒粉，十四块。
2003年村尾村旧改，20路缩回张槎镇内，村尾总站迁去了大富村口，新的站牌是铝合金框的。陈伯退休那天，特意骑单车来旧站街扫了一圈，石灰地上还留着四个油漆圈印子，那是当年大货车调头压出来的轮胎痕。他掏出那面三角红旗，在水泥坪子中央的裂缝处插了一下，然后拔走。
我后来去档案馆调过资料，没有找到正式的村尾站街市政登记记录，只有公交公司内部工作简报里的一句流水账：“1996年9月同20路村尾总站的站序调整，设临时候车区，地面硬化约120平方米。”没有写在哪里。但杨春燕的灶台、陈伯的票据盒、那张纸板版的换零钱招牌，都是另一种坐标——它在江湾五金城对面的废品回收站侧院里，如今围栏锈得发脆，上头挂着一条“禁止倒垃圾”的塑胶牌。一名环卫工靠在三轮车旁抽水烟筒，见我拿相机拍那片锈地，随口问了句：“你是找以前的村尾站街吧？唔好找了，填高了三米，你看那根电线杆底下的水泥印子，以前的站牌就锁在上面。”
电线杆还在，杆身上一个U型裸螺栓，挂着一截烧黑的捆扎丝。风一吹，那根铁丝在白雾里轻轻晃动，没有敲到杆面，发出很细的“咿呀”声，和着远处新城工地的钻机响，互相谁也不让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