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岗站街现在还在吗｜旧墟骑楼下灯影晃了三十年
“老陈，你刚从松岗回来？”我放下浇花的喷壶，隔着铁栅栏朝隔壁喊。老陈正蹲在自家门口削甘蔗，刀刃刮过青皮的嘶啦声像蝉鸣。他头也不抬：“去了趟旧墟，找老李配钥匙。”我追问：“松岗站街现在还在吗？就是那条骑楼底下卖杂货的街。”
他猛地停住刀口，抬头看我一眼：“你说的是老电影院那截？”我点头。他慢慢把削好的甘蔗啃了一口：“门面还在，招牌换过三回了。卖咸杂的老刘前年不在了，他儿子接了铺子，改卖手机贴膜。”
骑楼下的三次改朝换代
三十年前我刚调来松岗中学教书，每个周末都去那条街。街不长，从东头大榕树到西头旧车站，走走不过七分钟。骑楼是民国年间的，二楼窗户的木格子大多残缺，一楼廊柱上的绿漆剥得露出水泥底。那时站街两侧多是卖竹篾器的，还有两家打白铁皮的铺子，锤子敲在铁皮上叮叮当当，从早响到晚。
老陈的叔叔当年在街中间开“陈记钟表行”，柜台玻璃下垫着红丝绒，摆着三五只上海牌手表。他叔叔修钟表的家什全在木格抽屉里——尖嘴钳、小镊子、放大镜夹在眼窝上，汗珠从鼻梁滚下来也不敢擦。到了九十年代，街上忽然冒出十几家销售VCD的小店，木架上摞满塑料壳的碟片，封面印着穿喇叭裤的明星。钟表行对面的“刘记咸杂铺”就是那时改挂的塑料招牌，蓝底白字，一到雨天边角就翘起来。
去年秋天我路过，看见老刘的儿子蹲在门口，正往玻璃柜里摆手机壳。我问他还卖不卖咸鱼虾酱，他愣了半天：“叔，那东西早没人买了。”柜台上方还遗着一条铁钩，以前是挂腊肉的。
站街不是那条街，是人站在那里
其实“站街”两个字不准确。松岗本地人讲话直，把“街市”说成“逛街”，久了就讹成“站街”。真正的站街人，是那些天蒙蒙亮就推着木板车来的菜农。
凌晨四点半，大榕树底下先亮起一盏蓄电池灯。卖菜阿婆蹲在湿漉漉的水泥地上，脚边两只竹筐，装空心菜的筐里垫着湿布，装番茄的筐沿搁杆秤。她抽着水烟筒，呼噜呼噜响，烟星子明明灭灭。早市到七点半散尽，地砖上的菜叶和泥水被扫成几堆。八点整，骑楼下的杂货铺拉开卷帘门，铝锅、塑料盆、搪瓷杯堆到门口，等着工厂下夜班的工人路过。
如今那段骑楼还在，可推车的人换成了卖早餐的。不锈钢铁皮车代替了木板车，煎饼鏊子上滋滋冒油，扫码牌立在抽纸盒旁边。
骑楼拱顶下的一盏老灯泡
我最后一次认真看那条街，是前年回去参加退休教师聚会。散场后我独自走到街尾，老电影院早就改了仓库，墙上的海报框里贴着“招租”二字。整条街的骑楼都刷了赭黄色涂料，看起来干净，却总觉得像穿错衣裳的亲戚。
唯独有一样没变。街中段那根电线杆上，还吊着一盏老式白炽灯泡，光秃秃的，没有灯罩。傍晚六点亮起来，照出骑楼拱顶下一小块昏黄的扇面。三十年前我下晚自习路过，卖甘蔗的阿婆就在这圈光里削皮；后来换成卖茶叶蛋的湖南妇人；如今是个补鞋师傅，面前摆着台缝纫机改的补鞋机。他没有招牌，工具箱边上放着一只搪瓷缸，缸外瓷釉掉了大半，露出黑铁皮。
我蹲下来配钥匙那会儿，量老陈叼着烟在旁等我。补鞋师傅忽然开口：“你这串钥匙上有把老式的，铜的。”我说是学校图书室换下来的。他点点头：“我收了把双菱牌的挂钟，也是老的，走走停停，我不修它，就摆着看。”
“街还是那条街，骑楼还是那排骑楼，只是站在骑楼下头的人换了。”—他自己，不咸不淡地补了句
路灯亮起来的时候，飞蛾撞在灯泡上，发出极轻的噼啪声。比当年那些铁皮铺子敲打的声响，安静多了。
榕树根须垂到了地砖缝里
街头那棵大榕树还活着，气根垂到地砖缝里，风一吹就像帘子。根底下新摆了两张石桌子，几个穿蓝工装的人下象棋，旁边放保温杯。这大概就是站街的新形态——不站了，坐下。树叶子沙沙响，从前的某棵竹篾堆挤挨挨，如今空旷得能跑三轮车。
我走回家里，手里捏着新配好的钥匙，铜的那把在路灯下泛旧光。配钥匙的洞一个不少，缺口的痕迹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