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虞站衔女在那条路上｜傍晚五点的候车棚与一碗馄饨
下午四点四十分，我把最后一只煤饼夹进炉膛，铁皮桶里的火星子“噼”地炸开一粒。上虞站衔女在那条路上，那条从百官老汽车站往西拐、穿过铁轨涵洞再绕回解放街的土路。路面被运煤的拖拉机压出两条深辙，晴天是灰，雨天是泥。我的馄饨摊就摆在岔路口，一棵歪脖子槐树底下，树皮上钉着半块生锈的铁皮招牌，用黄漆写“阿芬小吃”。
我在这条路上摆了九年摊。上虞站衔女，说的就是每晚六点前后，从那趟绿皮慢车上下来的女人。她们三五成群，拎着蛇皮袋或者塑料桶，袋口露出晒干的笋干、梅干菜，有时候还有半只风鸡，脖子歪着，挂一缕麻绳。她们走路的姿势很奇怪——右脚先落地，脚跟磕一下地，然后左脚拖半步。我看了九年，才知道那是长期在铁轨边上走才有的步态。有一次我问一个常来的大姐，她噗嗤笑出来：“铁道站台矮，跳上跳下，右脚先使力，日子久了就成了这样。”
我摊子上的规矩是她们定的。馄饨按个算，一块钱八个，紫菜、虾皮、榨菜末都是我的，不收钱。辣椒油是我自己熬的，放了芝麻和一点点花椒，她们说别家的辣是辣的嗓子眼，我的是辣的舌根子酸热。
“阿芬，还是老样子，多搁紫菜，虾皮拿个小碟子装着，掺了面汤的我不吃。”
说话的是李秀荣，四十来岁，剪短发，耳朵上夹着半根烟。她每次都要虾皮另放。我给她抓一小撮白瓷碟子里，上面盖一层剪碎的香菜。她不吃香菜，会一根根挑出来，扔到地上，让麻雀啄。别桌看不过眼，她就说：“你们不懂，香菜是洋货拿大油拌的，性寒，我们走铁道的吃多了膝盖更凉。”
她们吃过馄饨，一般不在摊上磨蹭。三两口喝完汤，碗往前一推，放下几个硬币，顺着路继续往南走。南边有一片棉纺厂的宿舍楼，砖墙刷了绿漆，窗户框是白的。她们在那里搭个铺，天亮再坐头班火车回去。有的女人会在我这里寄东西——一包霉干菜，两条麻袋，有时候是一卷被褥，说好第二天拿，但经常过半个月才回来。我也不催，就塞进我那辆踏板三轮车底下，用塑料布蒙起来。
最忙的是星期六晚上
那天从宁波方向来了一趟慢车，下车的人比平时多一倍——厂里轮到换班的年轻女工也来了。上虞站衔女在那条路上的队伍拉长，从涵洞口排到我这棵槐树下。我提前一天炸了一罐油辣子，又去买了两斤干紫菜，是那种整片深绿色、边缘发白的头水货，不是菜场里碎渣。那晚有个月子里的女人，穿了件红毛衣，袖口露出蓝棉毛衫的边，怀里抱着一个裹得严实的襁褓。她说她上个月在这里吃过，这次回来给娃办户口。我就给她用小钢精锅专门熬了个骨汤底，没收钱。她没道谢，只是把怀里娃的小帽子取下来，搭在我放筷子的竹筒上，站了十来分钟才走。
那顶小帽子是深蓝的，顶上打了个揪儿，后来一直挂在我摊棚的铁丝上，挂了整整一个夏天。
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叫“衔女”。问过几个男人，他们说可能是“衔”长得像“衔着东西的女的”——那些女人进了站，嘴里常常横叼着一支烟。不是那种优雅含法，是上下牙咬住烟蒂中间，嘴巴闭拢，烟气从两个鼻孔慢慢冒出来。时间久了，嘴角下边会有两条竖着一暗一明的纹路。我就这么认出老客。
三年后那条路上出了变化
先是涵洞装了灯，亮了半截，走路时影子被拉成两段。然后铺了水泥，虽然薄，但三轮车碾起来不咯噔了。我隔壁修鞋的老张搬走，换成卖彩票的。再后来，蓝皮的慢车改成了晚上七点四十到，班次少了一趟。她们还是来，但是人数落了——有时候整晚只来两三个。
去年十一月，那天冷，我炉子烧得旺，风把煤烟吹罩到路人头上去。李秀荣来了。这次她不是从站那边来，是从南边宿舍那边往站走。衣裳换成驼色的短袄，那条右腿落脚的声还是重些。她从兜里掏出一张二十块的票子拍在桌上讲：“阿芬，给我打包三十个生的，拿塑料袋装，我要带走——今天走到头，以后不来这条路上跑了。”我给她装了生馄饨，抓了把面粉拌过，又附了一小罐辣油。她拎着，塑料袋口打了个结，转身走，过铁道时她把左手里那截烟猛地吸了一口，掐灭弹进路沟。
现在那条路还叫老通水泥路，我从下午卖到天黑。今日傍晚来了个穿环卫背心的大姐，问我能不能用那顶蓝帽子存个杯子，她跑完这趟车回来拿。我点点头，心想，那顶帽子到底是原先娃娃的，还是后来哪个衔女留下的，我已经记不清了。风过来，帽子底下的铁丝圈晃了两晃，磨得褪色发白，像一枚旧站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