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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州隆镇街晚上还有吗｜老票据里的夜市灯火

那张一九八七年的惠州市公共汽车票，折角处已经泛黄，票面印着“隆镇街站——平湖门”，票价两角。我把它压在玻璃台板下面，一压就是三十多年。这张票不是买的，是当年教的第一届学生阿泉塞给我的——他在公交公司做售票员，说老师你哪天去隆镇街，拿着这个，给司机看一眼就行。可我一直没用上，因为我去隆镇街，从来都是步行，穿过三条巷子，拐两个弯，十五分钟的路。

你问惠州隆镇街晚上还有吗？有，当然有，但现在跟从前不是一个样子了。

我说的是九十年代初的隆镇街。那时候天黑得早，晚上七点一过，街两边的日杂店就纷纷上板。可夜市摊子不等人，卖豆腐花的阿婆推着改装过的婴儿车，上头架一口铝锅，沿街叫“甜一碗咸一碗”；修鞋匠老陈在电线杆下头拉一张折叠椅，脚边搁一盏用墨水瓶做的煤油灯，火苗一跳一跳的，他手里针线不停，说话的功夫都能绱完一只鞋底。

我问过老陈，你晚上也出摊？他说白天铺子里有租金，晚上摆这里五角钱，图个清闲。那时候的隆镇街，晚上不是逛的地方，是过日子的人顺便经过的地方。

真正让这条街晚上热闹起来的，是九五年开的那家音像店，叫“红棉”。老板姓麦，三十来岁，留中分头，店里挂一长条红布。放的最多的是刘德华和叶倩文，也放粤剧。后半夜打烊了，他把大喇叭搬到门口，接着放邓丽君，音量开到刚好整条街都能听见，又不会吵到睡在楼上的老太太。

一张车票引出的线路

我拿那张车票给学生上过地理课。我说，你们看，惠州隆镇街晚上有什么？那个时候，它最不缺的就是人的脚步声。从街口走进去，第一个路口的米店早关了，门板缝里透出陈米的气味。再往里十来步，是两棵老榕树，树底下常年摆着几张塑料凳，谁累了都能坐下来。晚上坐那儿，能听见附近工地推土机“突突突”的声音，那是隆镇街东头在建商品房，打桩打到晚上十点才停。

穿过榕树就是公共电话亭，绿色的铁壳子，有人排队等着打长途。阿泉那时候谈的女朋友在深圳布吉，他每星期三晚上下班，骑自行车过来打十分钟电话。五角一分钟，他说贵，可等电话的时候，嘴角一直咧着笑。有时候等太久，他就在街边小吃摊上吃一碗两块钱的炒河粉，顺便跟卖粉的婶子聊几句天气。

你要是问，惠州隆镇街晚上还有吗？那得先问，你找的是哪一个晚上。

一九九九年，街口装上了第一盏路灯，白色的日光管，把路面照得发青。可老陈不喜欢，说他那盏煤油灯的火苗看在眼里是暖的，新灯照得人脸上没有颜色。他后来眼睛不好，改下午出摊了。阿婆的豆腐花车也在那年不推了，她女儿在街尾租了门面，挂了个木牌，写“阿婆豆花”。

前年冬天我在街口看见的事

前年冬天，天冷，我戴着手套去隆镇街买花生糖。那家铺子还在老位置，还是早上八点开门。我回来的路上，走的就是当年那条路线——公车票上印着的方向，从隆镇街站朝平湖门走。

晚上六点半，天色墨黑，街上亮着两排灯。店面换了很多，卖手机贴膜的旁边是奶茶店，奶茶店斜对面是卖潮汕牛肉丸汤的，蒸气扑到玻璃上，写了字又化掉。原来的老榕树还在，树底下多了个电子屏广告，红字绿字轮着滚。

我走近看，车站还在，公车票早换成了电子扫码。等车的人三三两两，大多低着头看手机。一个穿校服的女生背靠站牌，手里捏着一袋炸薯条，啃一口，张望一下车来的方向。卖红薯的大爷用三轮车改了个烤炉，铁桶里的炭火烧得亮堂，他见我看他，招呼一声：

师父，买个红薯？热乎的，和十年前一个价钱，四块钱。

我买了一个。烫手，外皮烤出焦糖色。他说他干这行十二年，以前在陈江那边，后来那里改造，他就来隆镇街。我问晚上做到几点，他说做到最后一班车走人。我说那算什么点，他说，公车没了，走夜路的人还有，路灯又不灭。他指着不远处的便利店，二十四小时的，门口坐着一个穿制服的代驾在等单。

我没告诉他我是老师，也没提阿泉和老陈。我只是站在那棵老榕树下面，把红薯掰成两半，一半揣在兜里，一半自己咬。风吹过来，烤炉的烟斜着飘过去，路灯把影子拉得很长。那辆二〇〇二年制造的八路公交车从远处开过来，车头灯扫到站台上，又开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