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城中村站街50元一次｜城中村夜晚的明码标价
晚上十点，我关了店门，沿着盘溪河的石板路往城中村深处走。路灯坏了两盏，剩下的那盏黄蒙蒙的，照着墙根一溜蹲着的男人。他们不说话，手机屏幕的光映在脸上，蓝洼洼的。再往里去，巷子窄了，两边出租屋的窗户有的亮着，有的黑着。亮着的窗户里，有一扇半掩着门，门口坐着个穿红拖鞋的女人，手里剥着橘子，橘皮扔了一地。她看我一眼，没吭声，又低头剥她的橘子。街上斜对面杂货铺的老板——姓刘，湖北人，来重庆十七年——正往门口搬啤酒箱，见我路过，招呼我：“徐姐，来两瓶不？”
我摆摆手，说吃过了。他放下箱子，凑过来，指了指那女人坐的方向，压低声音：“那边，五十一次，你晓得不？”我点点头。其实我早就知道。在重庆城中村，有些街道到了晚上就有站街的女人，明码标价，五十块钱一次。这行当不是什么新闻，也不稀奇。我开了八年小卖部，什么样的人都见过。
雨天的一个下午
真正开始注意这事，是去年六月。有一天下午下大雨，店里没什么人，我坐在收银台后头，货架上摆着盐、味精、挂面，玻璃柜台里放着烟和打火机。铁皮棚顶被雨砸得噼啪响，门口的水帘子白花花，一个女的跑进来躲雨，年纪不大，三十上下，头发有些乱，穿着短牛仔裤和帆布鞋，手里攥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一瓶水和两个白馒头。她站在货架前头，左看右看，就是不买东西。
我看她的鞋全湿了，就倒了杯热水递过去。她接过来，说了声“谢谢”，声音闷闷的，一口湖南口音，雨水顺着她脖往下淌。我问她是从哪来的，她说浏阳，说家里地少，种不出来钱，去年在东莞电子厂干了半年，老板走了，工钱拖了两月没结。她说了几句，又停了，只是捧着杯子。那杯子是我从批发市场进的玻璃杯，一块二一个，杯底有两道划痕。
过了二十来分钟，雨小了，她起身要走，忽然回头问我：“老板，你知道这附近哪儿能……挣到钱？”我当时愣了下，没反应过来，她就自己接了一句：“有人说这边晚上有活干。”我看着雨中她的背影，蓝白条纹的T恤，裤脚往上卷了一圈，露出脚踝。那时我还没回过味来，只当她是找零工，我说这附近工地多，明天来问我。
城中村的夜里
后来我慢慢明白她说的是什么活。城中村的夜里，过了十二点，巷口就会多几个人影。她们不走动，就站在那儿，靠着墙，有的低头看手机，有的抱着胳膊。路过的人要是多瞅了一眼，她们就往前移半步。价钱不复杂，墙上有人用粉笔写过“五十”，过了两天又被人擦掉了。没有店招牌，没有规则，就是在这条和哪条路交汇的巷口，一站就是半宿。
刘老板见得多。他店里卖冰的，一天到晚有人进来买水买烟。他说那些女人从来不进他店买太多东西，就买一瓶两块的矿泉水，“但她们付钱很痛快，从不赊账。”他说有一回一个男的喝多了，跟其中一个站街女人吵起来，嫌贵，说是四十也行，女人不答应，男的说要去报警，女人就笑了，说“你报吧我还有个孩子养呢”。刘老板讲这段时在收银台上啪啪地按计算器，他说：“徐姐你听过就算，有些人就是这么过来的。”
| 货物 | 进价 | 卖价 |
| 矿泉水 | 0.9元 | 2元 |
| 泡面 | 3.5元 | 5元 |
| 洗衣粉小袋 | 1.2元 | 2.5元 |
我的店夜里十点半关门，门口拴着一只黄狗。有个夜里，已经关灯了，听见有人拍卷帘门，声音很轻，像怕吵到人。我打开门，是个高个子的女人，裹着一件旧棉衣，鼻子冻得通红。她问我还有没有热过的盒饭。我说卖完了，她就站在门口，吸了吸鼻子，说那算了。我进去拿了两包饼干给她，她不要，说没零钱。我说白送的，她愣了愣，弯腰把狗摸了两下，走了。
她的袖子管里露出一截手腕，又黑又瘦，挂着一根红绳。那不是首饰，是绑东西的，像是捡来的橡皮筋。
早晨菜市场
到了早上七点，城中村的景象又换一遍。站街的女人不在巷口了，她们出现在菜市场里，穿着普通的毛衣，拉着买菜的小车，跟卖豆腐的老板讨价还价。同一个女人，夜里站街时说五十，早上买豆腐时为了五毛钱还价还半天。摊贩余大姐跟我说：“她常来我这儿买豆腐脑，两块钱的，还让我多给些糖。”
我后来再没提这事。开着小卖部，卖烟卖水，我也不觉得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事需要我专门去批评或者感慨。有些女人知道我晚上还开着窗，偶尔会来买包二块钱的纸巾，或者一支一角五的棒棒糖。白天的她们不站街，她们会蹲在墙角剥豆子，或者接一个孩子放学，那孩子背的书包是深蓝的，涂改液写了字，看不大清。
重庆城中村的五十块钱，在夜里是一笔明明白白的交易，到了白天，它就碎成了柴米油盐。她们买了我的东西，从来不多讲闲话，把硬币在玻璃柜台上排成一排，转过身，朝巷口那边走。那只黄狗被拴在门把手上，偶尔冲她们的背影摇一下尾巴。
上礼拜天傍晚，我收摊之前，看到巷口地砖缝里插着一支用了一半的口红，颜色是浅色的，瓶盖被踩扁了。我盯了几秒，没捡。那支口红后来被夜里扫地的人扫走了。
又过了一晚，那扇半掩的门旁边，换了一双新的塑料拖鞋，粉红色的，尺码比之前那双小一号。门缝里透出去的灯光昏黄，坡道上的雨檐滴滴答答的还没停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