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那个地方卖淫价格最便宜｜一张旧车票与两碗凉皮的成本账
前阵子整理工具箱，翻出九七年跑长途用的塑料封皮笔记本。内页夹着一张皱巴巴的省际长途汽车票，票价四块五。那趟车从豫东一个县城开往皖北，全程六十多公里，车上载着鸡笼、棉絮、几个去赶庙会的妇女。我盯着那张票看了半晌，想起当年在沿途几个小站听来的行情。要说便宜，得看怎么算——按时间、按距离、按风险折算，各有各的账。
先列几条干货，都是路上听来的
- 乡镇供销社门口，午后两点到四点。这个时段，挎篮子的、蹲墙根的、嗑瓜子的，都有各自的门道。九几年那会儿，几块钱能换一顿饱饭加一场短觉，但地方偏，被查了连个说理的地方都没有。
- 国道边的加水站，夜里十点以后。大货车司机熟门熟路，按喇叭长短针接头。开价二十，还价十五，最终成交常在十二到十五之间。注意，这价钱含一瓶汽水，不含安全措施。
- 县城录像厅后门。票价两块五看通宵，加三块钱能找个角落待着。但录像厅里鱼龙混杂，丢钱丢鞋是常事，去年我还听说有人被讹了整月工钱。
- 铁路家属区旁边的小旅馆。床位费五块，老板娘抽两成。便宜是真便宜，但枕头底下翻出上一个客人留下的脏袜子，你也得忍着。
这些价码，搁今天看就是一碗凉皮的钱。可那会儿凉皮也才一块二一碗，一碗垫肚子，另一碗算是搭件衣裳。干这行的女人，多半是被男人赌输了欠了债推进来的，从棉纺厂下岗的，或者从更穷的地方被人用花言巧语哄出来的。贵的地方你防着抢，便宜的角落你得防着病、防着打、防着抓进去之后没有熟人送饭。
便宜有便宜的道理，贵也有贵的原由
有回在徐州南站等配货，跟一个修自行车的老师傅蹲在路边抽“大前门”。他说他侄女早年在火车站周边“接短活”，一天接十几个，每人给五块。赶上车次多、客流密的时候，运气好能挣个一百二。但这钱不好挣，后巷的野狗比警察还凶，红砖墙上拿粉笔画的记号就是价格表，外地人看不懂，本地人看了皱眉头。
“你以为五块钱少？五块钱在当年能买三斤半大米。可你算算她一天被人推搡、掐拧、抓头发多少次，平均下来一次挣不到四毛。那个地方叫啥名我忘了，就记得巷口有个炸油条的摊子，油条愣是比别处短一截。”老师傅把烟屁股踩灭，补了一句，“便宜的东西，往往最贵。”这话他当时说了两遍，我记到现在。
后来跑长途多了，我把各地的情况在心里画了张表。东南沿海的开发区边上，价钱是东北内陆的两三倍，但相对讲规矩，有固定的地方先交钱后办事，中间人还会盯着别让赖账。再往西南走，山里国道两旁的简易棚里，开价直接对半砍，但环境恶劣到让你怀疑人生——蚊蝇绕着人转，隔间是塑料布拉的，隔壁打个喷嚏都震耳朵。最蹊跷的是有的物流园区，白天是正经仓库，夜里拉下卷帘门又是另一套光景，价钱跟一把螺丝刀差不多，当然，质量也就跟一把钝了的螺丝刀差不多。
讲个具体的例子，不编，是我亲眼见的
零三年秋天，我拉一车土豆到陕西甘肃交界处。卸完货在镇子口的小饭馆吃面，碰见一个穿红羽绒服的妇女，年纪四十上下，坐在门口剥蒜。她旁边两岁的孩子抱着个塑料瓶舔瓶口。饭馆老板娘过来收碗，顺口问她：“今儿咋样？”妇女头也不抬：“没开张，等晚点去桥头看看。”老板娘给我续了碗面汤，低声说：“她男人瘫痪在床，闺女念初中，学费每学期二百七，就靠她隔三差五去桥头底下那块水泥板上铺条褥子。要价，六块。”老板娘顿了一下，“嫌贵了你就走，嫌她老了你别碰，但你要敢动手，她拿锹把打断你腿。”
六块钱，在我们拉的这车土豆里，够买二十斤。那年土豆行情好，一吨能卖四百。换算下来，一千斤土豆搁她躺的位置，够躺两回。但这种换算没有意义，因为土豆不会咳嗽，不会在半夜把捡来的纸箱子盖在客人身上怕人着凉，更不会在被路过的联防队员呵斥时，用袖子擦一把脸，把掉在地上的几颗零钱一张一张捡起来。她们干的是皮肉生意，但过的日子比多数人都皮实。
还有一条规则，越往下越讲究“熟客价”
同一个人，生面孔一个价，老顾客一个价。长途司机跟据点混熟了，能把价格压到新手的一半还带两包烟钱。但这便宜背后有代价——你欠人家人情，下次路过你得捎半箱苹果或者替人带个风衣。一来二去，你都不知道自己这趟货是挣了还是亏了。我认识一个老跑海南线的，他固定去找一个在废品收购站后面住的女人，十五年没换过地方。那女人后来不接客了，专门帮他洗衣服做饭收废报纸。他每月匀给她五百，算是养着。你说这算生意还是算日子？说不清。但有一点清楚——她这十五年收的钱，加起来在县城买不到一个卫生间，但她男人不会输，孩子没人敢欺负，冬天家里不断煤球。
最后说真话的人不太多
在公路上跑久了，见的多了，脸皮没那么容易红。有人活到四十岁才明白，价码不是关键，关键是你蹲下来递手巾巴的时候，记不记得她指甲缝里嵌着土豆皮。那便宜的地方，也许根本没名字，地图上标的是“缓冲带”，铁路道口的栏杆上挂着生锈的告示牌，风一吹哐当哐当。可这哐当声里，有人把嗓子喊哑了也没等来客人，有人咬咬牙再把褥子往右挪半尺，多遮住一点路灯光。那光底下飞着蛾子，蛾子翅膀上沾着灰，一层一层，抹不掉。
我工具箱里那张四块五的票，后来被我夹进了一本《汽车维修手册》里。现在翻出来，白色的票面已经泛了黄，上面的字褪得只剩下“旅客”俩字。至于是哪一站，什么时间，那趟车到底拉没拉到客，已经记不清楚了。只记得当时靠窗坐着个妇女，怀里抱着个塑料暖水袋，水袋上印着红双喜，裂开一道口子，水渗出来打湿了她的蓝布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