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良南孙宾馆学生｜那些年，我们在这条街上讨生活
老张：
信收到了。你问南孙宾馆边上那帮学生娃现在咋样了——我晓得你问的不是宾馆生意，是那年夏天，咱们在宾馆后墙根底下摆摊卖凉皮的事儿。你这一问，倒是让我想起不少碎事，一件一件给你摆一摆。
南孙宾馆在阎良老汽车站斜对面，三层灰楼，门头挂着褪色的红招牌，楼下常年停着几辆等活的蹦蹦车。宾馆西墙外有条窄巷子，只能过一辆三轮车，巷子口有棵歪脖子槐树，树底下支着两个水泥乒乓球台，台面裂了缝，缝里塞满烟头和瓜子壳。那几年，旁边两所中学和一所中专的学生，放学就爱往这儿钻。
学生娃来南孙宾馆这边，不是为了住店，是为了吃饭。
巷子里挤着七八个推车摊——卖夹馍的、卖炸串的、卖醪糟的，还有你和我那辆改装的铁皮车。咱们卖的是米皮和擀面皮，早上在家蒸好，中午推过来。一到放学点，穿校服的娃们乌泱泱涌进来，把本就窄的巷子堵得严严实实。有个戴眼镜的男孩，天天来买一份擀面皮，多要辣子，蹲在乒乓球台上吃，吃完把碗往台子上一搁，转身就走。后来熟了，他告诉我，他爸在南孙宾馆干保洁，他妈在隔壁小区当保姆，他住校，一周见不到爹妈一面。
他说：
“哥，我蹲这儿吃，隔着墙能听见宾馆里开水炉响，就感觉离我爸近一点。”
那天我多给他夹了一勺面筋，没收钱。他愣了下，鞠了个躬，跑远了。
咱们那会儿不比现在，手机还没普及，学生娃兜里揣的是mp3和随身听。有个扎马尾辫的姑娘，每次来买凉皮，耳机线从校服袖口里穿出来，问她吃什么，她先摘下一边耳机，再报菜名。有回下雨，她站在咱们车棚子底下躲雨，我听见她耳机里漏出的声音，是英语听力磁带，一遍一遍地放。后来她考上了西安的大学，临走前来吃了最后一碗凉皮，多要了半勺醋，说：
“叔，你们这儿的醋比我妈腌的还酸。”说完自己笑了，笑着笑着眼圈红了。
地下室的小课桌
老张，你还记不记得南孙宾馆地下室那间储物间？宾馆老板娘看学生可怜，把楼梯拐角那间堆拖把和洗衣粉的屋子腾出来，放了两张旧课桌和一把长条凳，让没地方去的学生在里面写作业。条件确实差，头顶就是水管，楼上冲马桶，屋里就哗啦响一阵。可那些娃把这当宝，放学就抢位子。
有个叫小凯的男生，常年在那个位子上坐到晚上九点。他不写作业，只埋头画小人——画战士，画机甲，画外星飞船。我收摊路过，看一眼，画得是真不赖。他说他爸在工地上摔了腰，卧床三年，他妈白天在宾馆做客房保洁，晚上去夜市刷碗，他没钱上美术班，就天天来这儿蹭灯。我把我摊上装凉皮的干净塑料袋攒了一摞给他，让他反面当画纸。他收下，没说话。
今年春天我清理杂物间，翻出那摞塑料袋。最上面一张画着两个小人并排坐在一条巷子里，一个大点，一个小点。巷子口歪脖子槐树还在，树底下停着一辆铁皮三轮车。落款写着：2021年6月7日，小凯。
我盯着那张画看了很久，没舍得扔。
路灯下的晚自习
后来城管管得严，巷子口的摊子不让摆了。咱们那辆铁皮车推走后，学生娃吃饭的地方少了，但南孙宾馆门口的路灯底下，每天仍坐着一排写作业的人。宾馆电工师傅心善，在灯杆上钉了块木板，方便娃们放书本。冬天冷，娃们就左手捧个烤红薯焐手，右手捏着笔写，鼻子冻得通红，嘴里哈着白气。
有个保安大叔，一到九点半就出来喊：
“赶紧回宿舍！路灯只照亮路，照不出好成绩，身体才是本钱！”娃们嘻嘻哈哈地收书包，第二天照旧来。
后来宾馆装修，换了一拨人，路灯也换了新的，亮是更亮了，灯杆上的木板却再没人钉回来。电工师傅调去别处了，走之前把木板拆下来，拿砂纸打磨干净，搁在值班室窗台上。他说：
“等哪天这些娃出息了，回来还能认个老物件。”
木板现在还在那儿搁着。去年冬天，一个高个子青年来宾馆找电工师傅，没找着。他在值班室门口站了一会儿，看见了那块木板，摸了摸边角，转身走了。前台小姑娘说那青年西装革履的，不像住店，像是外地专门来找人的。
前天我去南孙宾馆楼下买烟，看见歪脖子槐树被人锯了，树桩子还留着，断面发白，上面坐着一个穿运动服的男孩，膝盖上摊着一本习题册，耳朵里塞着耳机，嘴里念念有词。酒店保安没撵他，余光还看着怕他摔下来。
我走到他跟前，问他晚上吃不吃饭。他摘下耳机，茫然地抬头看我，笑了笑。我琢磨着他口罩后面是不是那个当年多要半勺醋的姑娘的弟弟。
老张，这条街上的学生一茬接一茬，南孙宾馆的招牌换过一次漆，铁皮车老早当废铁卖了，只有路灯还是九点半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