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淫小姐一天能接多少男人｜走访县城老街的一次记录
上午九点，我站在县城西关那条老巷的入口。巷子两侧是九十年代建的五层砖楼，外墙的涂料剥落成大片灰白，露出底下红砖。卖早点的摊子收了，地上留着油渍和竹签。巷子深处，几个女人靠在门框上嗑瓜子，眼睛往巷口扫。我拎着笔记本，装作找公厕的样子走过去。
这条巷子，镇上人叫“西关理发一条街”，但开门做理发的只有两家。其他临街的门面，挂着“足疗”“保健”“推拿”的牌子，玻璃门贴满褪色的字。十年前我来过这里，那时每扇门后都摆着两张折叠床，门口坐着的女人年纪从二十到四十不等。如今床换成沙发，门帘换过几茬，巷口多了两个摄像头。
我在巷子中段一家卖烟酒的小铺子停下，买了瓶水。老板娘五十多岁，坐在柜台后择菜。她认得我——上次来是去年冬天，我打听过这条巷子的房租。
“还问那些事？”她头也没抬，“你自己数数，一天到晚，有几辆车停那块？”
她指指巷口空地上划的四个停车位。一辆黑色轿车停在第一个位，车窗贴着深色膜，驾驶座没人。老板娘说，这车九点来的，车主把钥匙丢给第二家店的“看门人”，人就走了。
我走到第二家店门口。门边的塑料椅上坐着个穿豹纹外套的女人，四十岁上下，手里攥着老年手机。门帘半掀，里面沙发上看电视的是个年轻些的，披着长直发，指甲涂成亮蓝色。
我蹲下系鞋带，借机往店里看。墙上贴着价目表：推拿60元，足疗80元，全身按摩120元。下面用圆珠笔添了一行字，“钟点房50元”。没有菜单，没有发票，柜台上的登记本摊开着，只写着日期，没写姓名。
关于“量”的侧面打听
我没直接问“买淫小姐一天能接多少男人”这种话。巷子里的事，问得太直白，要么挨骂，要么被当成便衣。我换了种问法——跟坐在门口择枸杞的老板娘聊“生意经”。
她说，这条巷子从下午两点开始上人，五点到七点是高峰，夜里的看饭点。她指了指对面一家关门歇业的店：“那家去年夏天开的，三个女的，干了不到四个月就跑了。说是累，腰受不了。”
我问她，一天大概能“走”多少客人。她掰着手指算：
- 淡季，上午基本没人，下午两三点开始，到夜里十一点，平均一小时两三拨
- 旺季，比如春节前后、秋收卖粮后，从中午到凌晨，中间不歇
“你问一天能接多少？”她压低声音，“自己算嘛。一个人，从下午两点到夜里十一点，九个小时。就算上钟一次半小时，中间喝口水，一天十来个顶天了。要是碰上讲究的，要洗要聊，那就上不了几个。”
她说的“上钟”，是指捶背按肩的活。但我看得出来，门口那些女人进出里屋的节奏，不像纯按摩。有个五十多岁的男人骑电动车停在第三家店门口，没熄火，进去不到二十分钟就出来，骑车走的时候裤兜里掉出一包硬盒烟，弯腰捡烟时，店里出来个年轻女人冲他喊“下次再来”。
老板娘看我在记笔记，补了一句：“你别写我名字。这时间是我估的，碰上身体好、客户不挑剔的，也许多几个。但总的来说，一天就那十来个，再多，人就废了。”
里的账本与候客的女人
下午四点，巷子里人多了。第三家店的沙发上坐满三个女人，都是三十到四十五之间，统一的黑色紧身裤，脚下踩着棉拖鞋。其中一个在吃凉皮，塑料碗放在腿上，辣油溅到手指上，她用舌头舔掉。另一个在对着镜子拔白头发，拔下来一根，对着光看半天，弹到地上。
一辆白色面包车停在第四家店门口，司机没下车，按了两声喇叭。店里出来个穿红棉袄的女人，快步走过去，隔着车窗跟司机说了几句，又走回店里。过了十分钟，面包车开走，红棉袄女人出来，手里攥着五十块钱。
那个动作我看得很清楚：她把钱塞进棉袄内兜，拉好拉链，去对面小卖部买了瓶冰红茶，就着瓶口喝了大半。之后继续坐在门口，双腿叉开，烟灰弹到台阶上。
傍晚六点，巷子路灯亮了。一家店的店长（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戴金链子，皮肤黑红）搬出折叠桌，支在门口吃面。他把蒜瓣扔进碗里，掰开一次性筷子，呼噜呼噜吃出响。桌上的手机上挂着一串钥匙，每隔几分钟屏幕亮一下，他就看一次。
那三个女人陆续进里屋。里屋的窗帘是那种老式的淡粉色布，拉得严实，看不出里面的灯是亮是灭。
八点后我再路过，红棉袄女人坐在折叠桌边，跟店长并排，两人在吃第二碗面。她把肥肉拣出来放桌角，店长捡起来吃了。这个动作很小但自然。她见我看了一眼，仰脸问我：“你拍了照片？”我说没有。她哦了一声，低头继续吃。
九点半我离开巷子。路过烟酒店时老板娘出来收招牌，她朝我挥挥手说：“你要是明天来，得下午。上午没人，都在睡觉。”我点点头。她的店关了灯，隔壁按摩店的霓虹灯管在水汽里一闪一闪，灯管下端有两段不亮，像缺了两颗牙。
白色面包车又回来了，停在第四家店门口。这次司机下来了，穿了件棕色皮衣，兜里翻出手机打电话。红棉袄女人已经吃完面，回里屋换了件外套，出来跟他上车，车门砰地关上，车尾灯消失在巷口拐角。路灯下，刚才她坐过的塑料凳上，还留着一片吃面漏下的蒜皮，风一吹，滚到下水道边。那只白头发的镜子靠着墙角，支架已经生锈，反射出对面楼顶半块锈迹斑斑的太阳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