邯郸火车站错对过小巷子｜一张旧车票引出的四十年
我枕头底下压着一张邯郸到峰峰的硬纸板车票，红字都洇了。那是1983年春天，我头一回进邯郸火车站错对过的小巷子，去寻一个修表的手艺人。他叫老崔，活儿细，收钱也公道，三块钱能修好一块“上海牌”。如今那张票捏在手里，边角毛糙得扎手，可巷子里的油条味儿、煤灰味儿，混着铁轨的哐当声，还是能从纸缝里冒出来。
先说明白这巷子的位置
邯郸火车站错对过，不是正对面，是斜着朝东南岔出去的那条窄道。宽不过两辆排子车并排，两边的墙根儿常年湿着，长着绿苔。巷口挂一块白底铁皮牌子，漆掉了大半，只剩“建设里”仨字还能认。走进去五十步，左手是崔记表行，右手是刘寡妇的烧饼铺。再往里，是缝纫摊、修鞋摊、卖老鼠药的，还有一间租录像带的门脸。我头回去那年，这巷子里没有一家装空调的，夏天热得人出汗，汗珠子滴在修表摊的玻璃柜上，老崔就拿棉纱头子擦一把，接着弄他的游丝。
这张车票是怎么留下来的？我记性不大好，偏生这事儿清楚。那日早晨六点，我坐头班绿皮车从马头镇出发，车票四毛钱。到邯郸站才六点半，天还冷，出站口一群拉客的围上来，都说自己是旅馆的。我摆摆手，径直往错对过那条巷子走。老崔的店九点才开门，我就在刘寡妇那儿要了一碗豆沫，两根油条，蹲在墙根儿吃完。天亮了，烧饼炉子里的火苗蹿起来，映着巷子里的雾。老崔掀开铝合金卷帘门，一块遮灰布还没拿下来，就先冲我喊：“马头的张师傅吧？你寄来的那块表，我拆开看了，擒纵叉的尖儿断了，得配上件——礼拜五准好。”
算准了时间，我又去一趟。这回是坐大客车，到邯郸长途站，再走过去，耽误了半个钟头。老崔等急了，把修好的表搁在柜台上，用牛皮纸包着，系了根红绳。“慢工出细活，可你这表里的游丝有点硬，我替你调软了半圈，你戴着试试，不准再拿回来。”他说话的时候，鼻子尖上冒汗，戴一只卡在眼眶上的放大镜，镜筒里圈着一圈黑橡皮，脏得发亮。
这巷子里的人和事
后来我索性常去。每回都在邯郸火车站错对过这巷子里耗上半天。老崔的柜台下面压着一张《人民日报》，日期是1984年10月的，上面报道过邯郸铁路枢纽扩建的消息。他不识字，让隔壁卖胶鞋的小吴念给他听，听到“车次增加”一句，他高兴，用改锥敲了三下柜台。“火车多了，来修表的就多——甭管天南海北，表坏了都得上我这儿来。”他是河南安阳人，口音重，把“表”说成“biaǒ”。
那时候巷子口真热闹。早上有推着三轮车卖豆腐脑的，嘴里叼一个哨子，吹一声喊一声：“豆腐脑嘞——咸的甜的都中，热的烫嘴！”中午修鞋的赵老憨拿手锤敲钉子，敲累了就吸一口宝成烟。傍晚租录像带那家放《射雕英雄传》，声音开得老大，巷子里十几个半大孩子搬小板凳坐成一排。他们不进去租，就守门口听声音。老崔有时把灯泡拉出来挂门口，用一只吊着的裸灯泡给他们照亮。他嘴上催人家“回家吃饭”，却从来不真轰人走。
1990年冬天，老崔那根固定在墙上发条的钟坏了，指到八点十五分就不走。他也不修，就那么挂着。问他，他说：“那钟是给对面货场的人看的，八点一刻是他们最忙的时段——你看火车卸货，那大吊钩一砸下去，连我这玻璃柜都得震着响。钟停在最忙的时候，也没啥不好。”这话我记到现在。
现在这条巷子的光景
前些日子我又坐车去邯郸，出了站就辨不清方向。站前修了广场，公交车挪了位置，原来的铁皮牌子换成了塑铝板，写着“建设街”。邯郸火车站错对过那条巷子还在，可被几棵胳膊粗的小叶杨树挡了一半口。走过去看，表行的招牌换了，还是“崔记表行”，但玻璃柜里摆了电子秤，卖起了金首饰。老崔的儿子小崔接了手艺，他说他爹三年前没了，走之前把一套修理工具用油布裹好放在随身的皮箱里。
“俺爹交代过，说马头那边有个姓张的老头儿，要在百年之前把他那块老上海表再给调一调游丝。”小崔抬起头看看我，又弯腰从柜底翻出一个牛皮纸信封。“您是不是那个师傅？俺爹留下句话，要是您来了，就把这个给您。”
信封里是一段旧表带，针扣式的，鳄鱼皮纹早就磨平了，上面有一道划痕——那是我有一回拿着十字改锥撬表壳时，手滑留下的。还有一张字条，铅笔写的：“游丝再紧了就得换，不能只调。换条新的吧，我这儿有货。”
我把车票和字条叠在一起，依旧压在枕头底下。那天傍晚，我站在巷口看了一会儿铁路两边的信号灯。绿变黄，黄变红，再变绿。巷子里的铺子七点一过全关了门，只剩下小崔留着灯，还在柜台前拿镊子夹着什么细小的零件。他的影子投在墙上，被灯光拉得又长又薄，跟老崔当年的影子倒是一个模样。风从火车站那边吹过来，带着烧柴油的暖烘烘的气味，那块挂在墙上的坏钟，还是停在八点十五分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