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岛站街｜老轮渡码头外的烟火人间

“你往那边看，那个铁皮棚子底下，卖烤地瓜的老赵，以前就在站街口修了十年鞋。”老周把啤酒瓶往石阶上一磕，指了指前海沿的方向，“九几年的时候，这儿还不是广场，全是拉脚的三轮车和摆摊的。

我问他站街具体是哪一段。他说就现在那个公交枢纽站往南，过了红绿灯那条岔路，当年路两边全是小旅馆，二楼窗户上挂着‘住宿’俩字的灯箱，一晚上十五块，带风扇的，没电视。

那是1997年秋天的事。我跟着老周去黄岛港卸货，船靠岸时天刚擦黑。从码头出来，沿着那截乱糟糟的站街走，路面是碎石子混着沥青补丁，雨水把泥浆冲成一条条黑道子。左边三间门面房，卖五金和劳保手套的，卷帘门拉了一半，灯泡吊在门框上。

站街的早晨和傍晚是两种脾气

早上五点，环卫工的竹扫帚就响了。站街两旁的小饭铺支起油锅，炸油条的烟气顺着电线杆往上爬。骑摩托车的邮递员按着喇叭从人堆里穿过去，后座上绑着两捆报纸。老赵说那时候他最忙，摆在修鞋摊旁边的铁皮箱子里始终搁着一碗茶水，谁路过都能喝一口，不要钱。

傍晚就换了光景。下工的工人从港口涌出来，蓝工装背面全是汗碱。有人蹲在路牙子上数毛票，有人凑到公用电话亭那儿排队。电话亭的玻璃门裂了一条缝，用透明胶带粘着，门把手上挂着一块硬纸板，写着“往外打一毛，接电话五毛”。

“站街的名字听着冲，其实老百姓就是图个顺口。原来这儿是通老码头的站口，街面窄，车多人杂，谁管它正经叫啥‘黄山路北段’？喊惯了，就是站街。”

老周领我拐进一条小巷，巷口竖着一根水泥电线杆，杆子下头堆着两摞红砖。他说这就是当年等活儿的零工集散地。墙皮上贴过招工启事，也贴过寻物启事，风吹日晒，白纸变黄，边缘卷起来，跟墙皮剥落成一个颜色。

我数了数记忆里那些门脸，大致分几类。铁皮焊的“便民小卖部”最显眼，门口挂一串塑料拖鞋，风一吹哗啦啦响。卖折价的早餐车是三轮板车改造的，玻璃罩子底下摆着茶叶蛋和豆浆，价钱用粉笔写在纸壳上。还有一家种子店，玻璃柜台里分格放着玉米种、白菜种，营业员戴着一副老花镜，用牛皮纸袋一勺一勺地装。

老周指着路口那棵歪脖子槐树说，树底下原来有个修自行车的哑巴，手艺好，链条断了接得比原厂的还牢。他不说话，光是指指车、拍拍地，再竖一根大拇指。大家就把车子往那儿一搁，说好下午来骑，从没出过岔子。

那时候站街上的声音，跟现在完全不一样。除了发动机和喇叭，最常听到的是箩筐落地声、铁皮盖子掀开声、油条入锅的“刺啦”声，还有人力三轮车刹车时橡胶轮胎蹭着湿路面的吱嘎声。某个傍晚，东边天上的云烧成紫红色，路灯还没亮，店铺里的荧光棒先从门缝里挤出光，一根一根的。

2003年拓宽马路，两边的梧桐树砍了，换成柿子树苗。小旅馆的灯箱一块块摘下来，有的搬到更远的街面，有的彻底歇业。修鞋摊老赵的儿子接了班，不再修鞋，搞起电动车补胎。公用电话亭拆掉，原地摆了两个分类垃圾桶，绿皮和灰皮，干干净净戳在站街口。

老周去年回来过一次，站在那棵歪脖子槐树底下发了半天呆。哑巴早不在了，树也半枯，但新发的那枝丫还行。他掏出手机拍了张照，说回去给人家看，也不知道给谁看。我说挺好的，起码站街的路面硬化了，下雨天不再一身泥。他点了点头，指了指旁边新开的那家粥店，招牌上写了个“鲜”字，旁边还画了两个碗。

我们没进去，就坐在马路对面的长治石阶上，看粥店的玻璃门推来推开。一个小姑娘拎着保温桶出来，往东边的工地方向走。书包侧兜里插着一瓶水，走路时塑料瓶磕着拉链，发出咔嗒咔嗒的声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