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璧山耍妹儿是皮鞋城还｜一张旧鞋样引出的老街追问

上个月帮母亲清理衣柜，翻出一张泛黄的鞋样纸。纸对折两次，展开是右脚模子，边角用铅笔写着“璧山皮鞋厂，八七年春”。母亲说那几年她爱去璧山买鞋，坐两小时长途车，到站先吃一碗铺盖面，再去皮革一条街逛。我问她：“璧山耍妹儿是皮鞋城还什么？”她愣了一下，把鞋样按在膝盖上抚平：“耍妹儿是城外头黄葛树下那群做鞋的姑娘，皮鞋城是后来的事。”

一张纸引出的两个地名

那张鞋样让我想起1995年夏天。我在璧山中学念初二，班上男生流行骑单车去皮鞋城边上晃，说那里有“耍妹儿”。“耍妹儿”不是骂人的话，是本地学生对一群外来打工姑娘的统称。她们从周边的乡镇来，住在皮鞋城后街的出租屋里，白天在流水线上粘鞋底，晚上换上塑料凉鞋，在黄葛树底下的路灯旁吃冰粉。我们喊她们“耍妹儿”，因为她们常结伴逛街，在夜市挑发卡和橡皮筋，动作利落，笑声很大。

皮鞋城的位置在老城东门桥外，隔一条河。1990年代初，那一带还全是稻田，后来搭起一排铁皮棚子，挂出“璧山皮鞋城”的招牌。最初只有十几家作坊，每家门前摆一张长条桌，桌上堆着帮面、鞋楦、胶水和锤子。做鞋的师傅多是从温州和成都请来的，本地姑娘则干打磨、剪皮、缝线的活。每天下午四点半，下班铃一响，姑娘们端着搪瓷碗从棚子里涌出来，蹲在河沟边洗手，水面上飘着碎皮屑和线头。

“耍妹儿”这个叫法，其实带着点偏见。她们不是来玩的，是来挣钱的。我表姐1996年也去皮鞋城干过两年，她说流水线上一个熟练工一天能上一百双鞋底，手被缝纫机针扎破是常事。可城里人不这么看，总觉得她们年轻、爱打扮、下了班就去歌厅，所以叫她们“耍妹儿”。这个称呼里，一半是羡慕她们自由，一半是嫌她们吵。

皮鞋城里的姑娘们

我表姐在皮鞋城待了两年多，攒下三千块钱。她跟我说过一段话，我一直记得：

“皮鞋城里最亮的不是灯，是中午吃饭时大家一起照的小镜子。谁买了一支新口红，全车间都借来涂一遍。我们不是什么耍妹儿，我们是给皮鞋城缝日子的人。”

那段日子确实有实实在在的东西可看。表姐的床头贴着一张剪报，是1998年《璧山报》上的一则短讯，说皮鞋城年产量突破三百万双。她不认几个字，但她说“三百万”念起来像一大片豆子倒在地上。她隔壁床位的姑娘叫小燕，湖北来，专门缝鞋帮侧边的花线。小燕有一把银色小剪刀，用了三年，刃口磨得只剩半指宽，她每晚拿它修指甲，说是“给自己也剪个鞋样”。

我那时放学后偶尔去皮鞋城帮表姐送饭。穿过棚子之间窄巷，两侧堆满纸箱和皮料，脚底下踩的都是裁下来的边角料。空气中永远是胶水味混着烟味。姑娘们的工位上各放一个搪瓷缸，缸壁上贴着她们的姓名——有的写“小林”，有的写“娟娟”。问她们为什么叫“耍妹儿”，她们自己先笑：“要耍也是耍手中的刀和锥子，谁有空耍人。”

皮鞋城还在，耍妹儿走了

2003年之后，皮鞋城扩建过一回，铁皮棚子换成三层楼的厂房，门口立了块大理石牌子，叫“璧山皮鞋产业园区”。机器换了大半，手工的活少了，最吃香的变成操作电脑切割机的年轻人。那些老手艺人退休的退休，转行的转行。黄葛树还在，树下不再有姑娘蹲着吃冰粉，变成两个卖烤红薯的大爷轮班守摊。

去年春节回璧山，我特意去东门桥外走了走。老厂房墙上还钉着一块木板，上面用油漆写着“皮鞋城，狗不得入内”，字褪成灰白色。旁边的垃圾桶里扔着几双断底的旧皮鞋。我问一个路过的中年女人：“以前在这里做鞋的耍妹儿，现在去哪儿了？”她指着马路对面的一栋白楼：“都去做电商直播了，那里是新的直播基地，每天半夜还亮着灯，说在卖皮鞋，也卖别的。”

我走进那栋白楼的一楼大厅，看见墙上贴着一张旧鞋样纸，和我妈衣柜里那张几乎一样。下面用便签纸补了三行字：

“第一双鞋底用牛皮纸糊的。
第二双鞋底用塑料板打的样。
第三双鞋底是昨天从直播间抢的，39码。”

旁边贴着一张黄色便利贴，笔迹是新写的，墨很浓：“那位找我修鞋的大姐，你说你女儿小时候在黄葛树下见过我。那双小皮鞋我按你给的尺寸重新做了，植鞣革的，底沿盘了两圈芝麻线。我挪到新区铺子了，招牌还叫老鞋匠店。你要是路过，进来坐，门口有口大铁锅，每天现炸酥肉。”

便利贴的边角被风掀起一半，露出底下半行铅笔字：“耍妹儿……还……”后头看不清了。我退出门的时候，街对面烤红薯的大爷冲我喊了一句：“姑娘，鞋样掉了！”我低头一看，是那张旧鞋样不知什么时候从我口袋里滑出来，落在台阶上，正好盖住地砖缝里一颗嵌着的鞋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