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兴火车站旁边的小巷子｜卖菜阿婆指路才找到的早饭店
“你确定是这里？前面铁门都拉下来了。”我盯着手机地图，又抬头看面前的灰墙，回头问老周。老周是嘉兴本地人，四十岁，在火车站附近开了十几年出租车。
“东拐西拐的，你看那棵歪脖子梧桐树底下，有个蓝色塑料棚。”他伸出右手往巷子深处指，“走进去才看得见，门口摆着三张矮桌子，桌上放着一罐辣酱和一筒筷子，就那家。”
一个塑料袋兜出来的生路
我按他说的，从勤俭路拐进这条窄巷。巷子只有一米半宽，左边是小区围墙，右边是五六间老平房，门牌已经褪色到看不清号码。地上铺的可是水泥砖，缝隙里长满苔藓和车前草。走了大约四十步，果然看见蓝棚子，一对六十来岁的夫妻正坐在门口剥毛豆。
老板抬头看我一眼，没说话，往灶台方向努努嘴。灶台是家里那种旧煤气灶，旁边放着一口深底铁锅，锅盖半掀，滚着茶叶蛋，酱色水汽往上飘。我点了碗咸豆浆加油条，一块五。老板娘从铁皮盒里找零钱时，手指头关节粗大，指甲缝里嵌着洗不掉的酱油色。
这条巷子的生意，靠的是站台里来不及吃早饭的旅客。老周开出租车这些年，凌晨四点半到早八点，每天都会拉几个拎行李箱的人来这里。到嘉兴站的绿皮车，早上六点十分有一趟，很多人在车上睡过头，下车后拖着行李箱四处张望。卖粽子、卖大饼的摊贩都挤在出口处拉客，唯独这家缩在巷子里，不做招牌，只做回头客。
“你往前走，看见晾着蓝白条纹床单的窗子，再左拐，就能看到我的棚子。别走错，隔壁那家是卖杂货的，老板娘耳朵不好。”——老板娘的原话，她后来管所有新客人都这么说。
一家裁缝店和它的老主顾
再往巷子里走十来米，有一扇对开的木门，门板上残留半张“裁剪改衣”的红纸，字的边缘被风雨啃掉了。屋里踩缝纫机的是个阿婆，叫张宝珍，今年七十三，她在这条巷子里做改衣活计二十三年。早些年火车站附近旅社多，住客的裤子拉链坏、衣服破洞、纽扣掉落，都走两步过来找她。现在旅社拆了大半，改衣生意明显淡下去，但阿婆每天上午九点到十二点，依旧开门坐着。
她柜台前放着两个铁皮饼干盒，一个装纽扣，一个装针线。墙上挂着一排做好的裤腰边，每一条都用白棉线扎好，夹子上贴着纸片，写着电话号码或姓氏。有一个电话对应的是“上海的张阿姨”，每年入冬前准时寄一条呢子裤来，地址从来没少过。
阿婆桌面上的搪瓷杯里，始终泡着一种很便宜的茶，像茶叶沫子，颜色黄褐褐的。她说这样解渴，而且不烫嘴。巷子里没什么阳光，夏天走到这里，倒是意外的阴凉。
| 巷口到铺子距离 | 步行时间 | 日常物件 |
| 约50米 | 1分钟（不拖箱子） | 铁皮桶、拖把、晾衣竹竿 |
| 约120米 | 2分钟（拖箱子） | 旧自行车、泡菜坛、折叠椅 |
一只猫和几条晾着的咸鱼
巷子尽头有一棵老榆树，树下靠墙放着三辆共享单车，车锁都锈死了。树旁边住着一户人家，铁栅栏门半掩，院子里水泥地上铺着凉席，席子上面摆着十几条晾到半干的青鱼干。我路过时，一只白猫趴在咸鱼旁边的竹篮里，尾巴垂在篮子外面，眼皮半耷拉。
旁边有人蹲着刷一口锅，是个中年男人，穿灰蓝色围裙。他抬头问我找谁，我说随便逛逛。他便不再问，把锅翻个个儿，继续用钢丝球刷锅底黑灰，他指了一下旁边的台阶：“这里可以坐，不挡路就行。”我坐下后才发现，台阶上摆着一只铝饭盒，里面还剩半盒米饭和一块红烧肉，肥肉部分已经结冻了。
后来我才从老周嘴里知道，这人是巷子里最后一家“春来旅社”的守夜人，旅社一共六间房，每间十几平方，最便宜的单间一晚三十五块，公共浴室在走廊尽头。他每天下午都会刷一遍锅，晚上用来烧热水给旅客泡茶。这口黑色铝锅，比他的工龄还老。
他说：“火车站旁边的小巷子，哪个角落都有人活着，别光看出口那些人声嘶力竭拉你坐车的。”他说完这句，把钢丝球在水桶里涮了涮，没再开口。
下午一点的钟声和风
到一点整，火车站那边传来走调的整点报时音乐，是那种老式电子铃，两段旋律，音量不大，但巷子里听得清。猫换了个方向继续睡，刷锅的人收好钢丝球，端着铝饭盒往旅社后门走。我起身准备走回站前广场，路过蓝棚子时，老板娘正在收桌上的辣酱罐，她抬头跟我说了一句：“明天降温，穿暖点。”她并不知道我明天几点的车票。
我沿着来时的路走回到勤俭路，回头再看那条巷子，蓝棚子刚好被围墙挡住，只露出一角。穿灰蓝围裙的男人蹲在旅社门口，点了一根烟，烟头火星明暗了两下，他便走进去，半掩的铁门吱嘎响过一声之后，四周又剩下梧桐叶被风扫过水泥砖的摩擦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