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岛台头村姑娘多吗｜一张老照片引出的话
那张黑白照片是去年翻修老屋时，从一本《工农兵画报》里掉出来的。边角卷了，画面上一层灰白的雾，可还是能看清十几个姑娘并排站在台头村的老槐树下，辫子有的搭在胸前，有的甩在脑后，脚上是清一色的黑布鞋。照片背面用圆珠笔写着“1976年秋，妇女突击队”。我盯着看了半天，突然想起你问的那个问题——黄岛台头村姑娘多吗？
多。不光多，而且个个能干活。1975年我调来台头村小学教书，头一个礼拜就领教了。那会儿村里还没通自来水，村东头那口老井边，天不亮就排着两溜水桶，挑水的全是闺女。十七八岁的姑娘，扁担在肩上压出弯来，走路不带晃的。有个叫王秀兰的，大高个，皮肤黑里透红，她能挑着满桶水从井台一路小跑回生产队，衣裳后襟被风吹得鼓起来，像帆。村里人都说，谁娶着秀兰，等于白得半挂大车。
那时候台头村的姑娘多，是有缘故的。村西头有片盐碱地，种不了粮食，却长出一种特别韧的蒲草。公社在这里办了编筐厂，女工要三十个，邻村凑不齐，台头村一家就出了十一个。我教过的女学生里，莲莲、春枝、小翠，全进了厂。蒲草得先用木槌捶软，再浸在湾塘里泡两天，捞出来晾到半干，才能编。那活儿看着轻省，实际费手，姑娘们的指头一年四季裂着口子，缠着白胶布。可她们不叫苦，下了工还在厂院里跳绳、踢毽子，笑声能传到校舍这边来。
“老师，你说俺们将来能嫁到城里去不？”春枝有回下课问我。我没答话，她就自己抢着说：“俺不想去，俺觉得台头村就挺好。城里哪有这么大场院晒麦子？”
1980年分地以后，编筐厂散了。姑娘们有的进了镇上的针织厂，有的跟着亲戚去黄岛码头干装卸，还有几个考上了中专，学了财会和医护。台头村的闺女往外走，外村的媳妇又嫁进来，村口的人慢慢认不全了。我退休那年，在村口代销点遇见老会计赵德厚，他正跟人念叨：“咱村风水好，净出好闺女，可留不住喽。”他说的“留不住”不是别的——是那些嫁到青岛市区去的姑娘，逢年过节开着面包车回来，车屁股上绑着给爹娘的大米和花生油，一卸一上午。
从一张接生票据说起
我书桌的玻璃板下压着另一张纸，是1979年台头村卫生所的接生记录，四角都用糨糊粘过。写信的刘玉兰在纸背面记了笔账：“大宝，红糖两块钱；二宝，鸡蛋二十五个……生三妮那回，赶上腊月，她爹去泊里集上扯了六尺花布。”底下还加了一行小字，字迹有点抖：“三妮现在也当妈了。”
这张纸是前年玉兰娘收拾箱子翻出来的，说夹在一本《赤脚医生手册》里。玉兰家四个闺女一个小子，在村里并不算多。赵德厚家有七个，其中六个是姑娘，大的生在1960年，小的生在1974年，中间隔了不到一年就添一个。那会儿村里人都说，看赵家老婆的腰，又圆了，就知道又是个带把儿的没有——结果生下来又是个闺女。赵德厚倒没嫌弃，他给六个闺女取名叫“玲、丽、敏、慧、娟、婷”，用了当时能想到的最文气的字。
说起姑娘多，台头村确实有一样出名：村小学从来没缺过女学生。1982年我教三年级，班里二十三个娃，十四个是女孩。有个叫高爱美的，数学特别灵，她爹在码头扛麻袋，每次回来都给她捎一支秃头铅笔。爱美用那支笔在作业本反面画格子，画满了就算题。后来她考上了县里的师范，成了我们村头一个吃公粮的姑娘。到现在她还每年给我寄贺年卡，上回在卡上写：“要不是您那回拿着戒尺逼我默写乘法口诀，我早跟着我妈去挖蛤蜊了。”
她们的去向
你要现在问黄岛台头村姑娘多吗，得看你怎么算。户口在村的，确实少了——年轻人多在黄岛新区买了楼，孩子也在那边上学。可你要是逢年过节回村看，街门口晒太阳的、井台边洗菜的、代销点门口嗑瓜子的，还是女的居多。这几年的情况又有变化。村东头建了冷链加工厂，专做海产分拣和包装，招手就要女工，熟练的一天能挣一百二。厂里中午管一顿饭，大锅烩菜，白菜粉条炖鲅鱼，管饱。
上个月我回村找老会计量宅基地，远远看见加工厂门口围着一帮等班车的女人。有个穿橘色工装的短发媳妇骑着电动车过来，车筐里塞着保温桶，后座上绑着安全帽，按了半天喇叭才挤进人堆。旁边有人喊：“小顾，你婆婆给你带饭了没？”她回头笑：“带了带了，还塞了俩大包子，说昨晚夜班没人吃。”说到一半，针织厂的老高也骑车过来接活儿，冲她吆喝：“下午到一批毛衫，剪线头的手要快，你来不来？”她一边锁车一边答：“来！剪完线头我还得赶回去接孩子呢。”
毛巾还给她们留着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