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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光小妹在哪里|老张头满小区找她三天了

昨儿个后半晌,我在车棚底下修那辆二八永久。链条掉了,机油蹭了满手。隔壁楼的小周跑过来喊:“张大爷,见着红光小妹没有?她妈急得直转磨。”我拿棉纱擦着手,想了想,自打周一早上看她提溜着俩暖水瓶出了单元门,好像就没再露过面。那丫头平常嗓门大,楼道里放个屁都能听见响动,这都三天没动静,是不大对劲。

先是去了她家楼下

红光小妹住我们这栋三单元五零二。她家窗户临着街,晾衣杆上还搭着条蓝底白花的床单,风吹起来鼓成个帆。楼下修鞋的老刘说,周二就没见那床单换过位置。我敲了敲一楼的防盗门,对讲机里滋滋响了两声,她妈的声音带着哭腔:“张叔,您说这死丫头能跑哪去?手机也不带,钱包就扔在床头柜上。”

我让老嫂子别慌,一边顺着楼外的雨水管往上瞅。二楼的空调外机旁边有只野猫蹲着舔爪子,三楼的窗台上摆着盆快蔫了的韭菜。到了五楼,我扒着栏杆往她家阳台看,玻璃窗关得严实,那扇窗台上的搪瓷缸子里,插着三根干巴的香葱。这孩子走之前肯定还做过饭,炒锅旁边搁着半头蒜,蒜皮都没剥利索。

又去了街口的蔬菜店和早点摊

老白家的蔬菜店在胡同口,每天进的都是带泥的萝卜和带刺的黄瓜。我问老白:“周二早上,红光小妹来没来过?”老白正往架子上码土豆,头也没抬:“来啦,买了二斤西红柿,还说今儿的黄瓜不顶花,没要。”旁边的早点摊,卖豆腐脑的孙婶接话茬:“那天她还问我,说孙婶,你家那豆腐卤子咸不咸,我婆婆嘴重。”

这就奇怪了,她婆婆不是去年冬天就回乡下老屋了么?我蹲在菜店门口,抽了根烟。烟屁股烫手的时候,脑子里想起来一件事。那丫头早年间在纺织厂当过挡车工,车间里机声轰隆隆的,说话全靠喊。后来厂子黄了,她就在家附近干过几个月保洁,再后来就老在家待着,偶尔帮邻居看孩子。

晌午头在居委会翻了半本登记册

居委会的小赵翻着本子说,这星期片警没接到走失警情。我让她把登记册往前翻,看看红光小妹上次来办事是啥时候。小赵指着一行字:“上个月十六号,来领过一包灭鼠药,签了名。”我再仔细瞅,那行备注栏里写着“楼道堆物已清理”。旁边还夹着张纸条,是手写的:“张叔,我家对门那堆纸壳子要是再没人收,我就给收废品的打电话了。”落款就是“红光小妹”。

纸条里头那股子急脾气,倒是跟本人一模一样。可光凭这个,也不能说这姑娘到底去哪了。我让小赵把居委会大门钥匙找到,去后院杂物棚里翻了翻。那里堆着几把坏拖把,一个缺了腿的旧桌子,还有一箱子没发完的蟑螂药。没有红光小妹的影子。

后半晌去了街心花园的长廊

长廊底下坐着下象棋的老李头和赵秃子。我凑过去问,老李头正举着炮,半天没落子,歪着头说:“周二早上好像是看见她往东边走了,手里拎着个布袋,里头鼓鼓囊囊的,像是装着几本书。”赵秃子在旁边撇嘴:“你看谁都是拎着书,那是人家心大,指不定是去废品收购站卖旧书呢。”

我心里咯噔一下。废品收购站在东边菜市场后头,那儿有个收书的胖子叫四丫,管收旧课本和杂志。我蹬着车过去,问四丫:“一个三十来岁女的,短发,穿件枣红褂子,来卖过书没有?”四丫正拿脚踩着个纸箱子,想了想:“有啊,前天下午来过,卖了大概二十来斤旧书,都是些食谱和旧讲谈。给了她八块钱,她嫌少,我说这行情就这样,后来她把那三本《大众电影》又抽回去了。”

我又问,走的时候说没说去哪。四丫挠挠头:“她蹲门口喝了半瓶汽水,冲东边公交站走了。我听见她自言自语,说去啥‘红光小妹服务中心’看看。我还当是啥新开的饭馆呢。”

我连抽了两根烟,骑上车就往东边去了。半道上,看见公交站牌底下贴着一张手写的纸条,黄纸黑字,边角被风掀起来。我凑过去一瞧,那字迹歪歪扭扭,但能认出来是红蓝圆珠笔写的。纸条上是这么几行话:

家里暖气片不热了,阀门拧不动。我去了趟西头建材店,老板说那种老式阀门不好配,让我打听一个叫“红光”的管道工,说是他小妹子在大市场那边有摊位。我寻思去大市场碰碰运气,要是找着人,让他来我家看看。

纸条下面没有落款,但是字迹底下画了个圆圈,圆圈里画了道短横。太阳已经偏西了,晒得柏油路面发软。我捏着纸条,放在鼻子底下闻了闻,有一股淡淡的檀香味儿。那味儿,跟红光小妹晾在阳台上的那件毛衣一个味儿。灰尘在光柱里打转,公交站的电子屏上,下一趟车还有十一分钟。我攥着纸条,心里头捉摸,这下闺女的下落有影了,要是她能看见这张字条,估摸着也是这个时辰出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