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三千找个商K女人带出去怎么睡｜两千零几年那阵子的事

老周把茶杯往桌上一磕，烫得直甩手。“你说三千块在武汉找个商K的女人带出去怎么睡？我跟你讲，那年头三千块不是小数，够在武昌租仨月房。”他是我师傅，在汉口做了二十来年木工，手上全是茧子，说话像刨花一样往外蹦。

那是2006年秋天，我们在香港路附近给一户人家打柜子。房主是开印刷厂的，姓刘，四十多岁，脖子上一根金链子得有手指头粗。他站在毛坯房里，看着老周比划门套尺寸，忽然接了个电话，脸色就变了。

“老三那边又出幺蛾子，”刘老板挂了电话，往窗台上一坐，“非说那姑娘是大学生，要加钱才肯出去。”他从裤兜里摸出三沓钞票，拍在水泥地上，“三千，就按这个数谈。你说这些姑娘，妆一卸跟鬼一样。”

老周没抬头，拿墨斗弹线：“刘总，你这话我就不爱听。城里面那些个‘商务KTV’里头的女人，打扮得再好看，坐你腿上也是冲着钱。人家晚上下班，指不定在汉正街哪个巷子里吃热干面，你跟我说什么鬼不鬼的。”

刘老板乐了，递过来一支红金龙：“老周你这是木工做腻了想改行当媒婆？”

“我不搞那营生。”老周把烟夹在耳朵上，蹲下来量地板水平。我那时候才二十出头，在旁边给他递刨子，听得心里直痒痒——大人们说话，从来不避讳我们这些小工，好像我们喘气儿不算数似的。

当天晚上收工，刘老板非要拉我们去吉庆街吃宵夜。喝了点黄酒，话就多了。他说白天那事没谈拢，那姑娘非要先见钱，又说自己卖艺不卖身，到凌晨三点又打来电话说愿意出台，条件是再加五百。

“我没给她加。”刘老板夹了颗螺蛳，嘬得兹兹响，“我老婆第二早就从长沙飞过来，我得把事情办干净。你说她图什么？一晚上三千块，比我印刷厂工人仨月工资还高。”

老周把花生壳捏得碎碎的：“你按三千整谈的？怎么个睡法？”他问得认真，不像是在开玩笑。我赶紧低头扒粉。

刘老板愣了一下：“啥怎么睡？不就是……”他比划了个手势，“躺着呗，还能怎么睡。”

“我说的是程序。”老周拿筷子点桌子，“人家跟你回去，你睡她，她睡你。你说你想留她过夜，她要是怕你半夜跑了不给钱怎么办？你俩谁先洗澡？谁先躺下？你当她逛街呢？”

那年代汉口夜里的大街，路灯是昏黄色的，梧桐树影子拉得老长。老周说，这种事情不是谈钱的事，是谈人的事。

刘老板沉默了一会儿，从皮夹子里又抽出三百块，拍在桌上：“老周，你说得对。我找你干这趟活儿——不是干那活儿，是下回再遇到这种交涉，你帮我在旁边坐着当个见证人。钱我照给。”

老周没要那三百块钱。他给我使了个眼色，让我把桌上的钱推回去。

我在一旁听得云里雾里

回到工地上，老周给台刨换锯片，我蹲在旁边问他：“师傅，你说那三千块的生意，到底图啥？”他拿破了的手套擦了擦手，把新锯片装上，拧紧螺丝才回我。

“那些KTV里坐台的女人，图的三千块是干净钱、现钱。你带她出去，换个地方睡一觉，她明早照样回店里上班，妆照样画，假睫毛照样贴。你以为她把你当人，她脑子里盘算的是下个月房租和老家弟弟的学费。”老周说话慢，跟我说了这么一句，然后就不吭声了。

过了两天，刘老板又来了，这回带了个纸袋子，里头装着两条烟。他说那姑娘的事儿已经了了，还是三千，没加价。老周问他过程，他支支吾吾说：“就……按照你说的，先谈程序，再谈价钱。”

原来他征求了女方的条件——晚上十二点之前必须到宾馆，进屋先看身份证，一次性给钱，女方才肯脱外套。第二个条件，不许留过夜。第三个条件，必须开两间房。

老周听完笑了：“人家比你精明。她晚上陪完你，回另一间房，门一锁，你能怎么着？到早晨，各走各的。”

刘老板挠头：“那我这不是赔了？”老周递了根烟过去。

“你花三千块买个教训，我教你一句实话：钱是硬的，人是软的。谁认真，谁就输。”

“还有，别在武汉的女的跟前耍精。你把汉口商场逛遍了，她能把汉正街的针线头都给你指出来。”

后来我在华中科技大学门口摆过地摊卖奶茶，见过一回。一个打扮得珠光宝气的女人，晚上很晚从一辆皇冠3.0上面下来，穿着银色的高跟鞋，蹬蹬蹬地走进一栋老居民楼。过了一会儿，楼里灯亮了，她把窗帘拉得严严实实。

我不知道那是不是刘老板说的那茬子事，反正她脸上一股倦色，像刚跑完八百米。我从没见过这么累的脸，她是真正的累了，那种累，觉都补不上来。

老周后来从汉口移民到了武昌，在金地某个小区做装修，电焊活也接。去年过年我给他打电话，他说他手艺废了，眼前这种欧式圆顶的防火门封板他做不来。他只擅长老式双扇木门，门缝儿留两个五毛硬币的厚度，冬天透气，夏天收潮，那种门他现在看不到了。

他说他还遇到过一个男人，拿武汉三千找个商K女人带出去怎么睡的事情请教他组局拍照。老周说，你那不算局子，顶多算个错位。现在的人，拿手机就能付账，没人因为三千块钱再磨叽那么多开场白和程序了。

我把奶茶摊子上那根塑料凳子挪了个位置，听他说刘老板后来真的跑路了，生意亏完了，欠了一屁股债。那姑娘的最后一条短信，停在一个固定的号码上。

我望着对面商场二楼的霓虹灯招牌，忽闪忽闪地坏了一个字。远处一个穿环卫马甲的妇女，正弯下腰捡地上的饮料瓶。她就是在这条街扫了十几年地，可能见过比我师傅更多的故事——但她从来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