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邯郸火车站妹妹一条街叫什么｜车站南巷的旧称与其间生活

下午四点半，我骑电动车从邯郸火车站西广场出来，顺着浴新大街往南拐。问路边卖烤红薯的老头：“师傅，以前这儿有个妹妹一条街，现在叫啥？”他拿铁钳子拨了拨炭火，头也没抬：“你说的是车站南巷吧，往东走二百米，看见卖糖葫芦的牌子再拐。”

车站南巷。这条巷子东西走向，宽不到六米，两边全是两三层的老砖楼。楼皮上刷着“拆”字，但红漆已经褪成浅粉色，像是洗过几水。巷口第一间门脸是个裁缝铺，玻璃窗上贴着“改裤脚三元”，里面一台蝴蝶牌缝纫机，老板娘正踩着踏板，嘎哒嘎哒的声音从玻璃缝里挤出来。

我站在巷口数了数，从东到西一共十七家店：两家理发店、三间小旅馆、一个五金店、两个烟酒摊，剩下的都是卖烩面、麻辣烫、凉皮的小吃铺。没有一块招牌带“妹妹”两个字。问巷子里晒太阳的老太太，她说：“那都是十年前的事喽，那时候这条巷子后面有条小胡同，站街的姑娘们都在那儿，我们本地人管那叫妹妹一条街。后来前年综合治理，胡同填了，姑娘们也都散了。”

店铺和它们的门脸

原来妹妹一条街的位置，在车站南巷拐进去的第三条岔道。现在那条岔道封死了，砌了一面水泥墙，墙根底下堆着两摞红砖和一辆报废的三轮车。三轮车车斗里积了半指厚的雨水，水里飘着几个烟头和一片梧桐叶。墙上有人用粉笔写着“修锁配钥匙，电话……”后面一串号码被雨水冲得只剩三个数字。

我往巷子深处走了走，挨个看过去。最西头那家小旅馆门厅里坐着个中年男人，穿背心，摇蒲扇，电视里播着天气预报。我问他：“以前这儿是不是有个妹妹一条街？”他关了电视音量，说：

“你是打听那玩意的吧？那会儿这儿到半夜才热闹。晚上十一点之后，火车到站下客，胡同口就站着两三排女的，穿得花花绿绿。现在没了，你想找也找不着了。”

他说话的时候，扇子一刻没停，蒲扇边儿都磨起了毛。他告诉我，那条胡同叫“福利巷”，后来因为不体面，派出所整改了三次，最后一次直接把巷子两头用铁栅栏焊死了。铁栅栏现在还立着，锈得发红，栏杆之间挂着个塑料袋子，被风吹得啪啪响。

真正的街面生活

妹妹一条街这个名字虽然没了，但车站南巷的生意没冷清。下午五点钟，火车到了两班，巷子里涌出一拨提编织袋的旅客。卖卷饼的小伙子把铁板烧得冒烟，磕了一个鸡蛋，滋啦一声，鸡蛋边儿卷起来，露出金黄的边。他问我：“吃不吃？加肠五块。”我说不要，他又转身去招呼一个背着蛇皮袋的大姐。

五金店老板蹲在门口修一台旧电扇，螺丝刀拧一下，抬头看我一眼。“你要写这个巷子？我给你说，以前妹妹一条街最火的时候，我们店里卖得最好的东西是透明胶带和洗发水，都是那些姑娘来买。现在她们走了，我的胶带一年进不了两箱。”

他的电扇修好了，插上电，叶片转起来，嗡嗡的风声混着隔壁理发店吹风机的轰鸣。理发店里有个老太太在焗油，头上扣着个银色塑料帽，插着管子接到一台机器上，机器的红色指示灯一亮一灭。

再往东走，有一家卖河南烩面的小店，门边挂了个黑板，粉笔字写着“烩面十元，送蒜”。老板是个五十多岁的汉子，系着围裙，手里揉着一块面。我问他知道妹妹一条街吗，他用沾满面粉的手指指门外：“就那堵墙后头。以前晚上那边路灯是亮的，墙这头不亮。现在墙砌了，路灯也拆了，省电。”

留在巷子里的痕迹

墙边的水泥地上有十几道白漆画的线，像是量地的标记。一条线旁边扔着个塑料发卡，粉红色的，卡子上粘了灰。不知道是谁掉的，也没人捡。巷子岔道的另一头，有一棵老槐树，树干上钉着一块铁皮信箱，信箱门敞开着，里面露出一角信纸。

我抽出那信纸，上面只写了两行字，圆珠笔写的，字迹洇得发蓝：

“今天搬走了，不回来了。陈姐的号码换了，不用再打。”

落款没有名字，日期也看不清楚。我把信纸放回去，信箱门还是开着。老槐树的树荫挪到墙根，那辆三轮车泡在夕阳里，车斗的水面映出对面楼顶一根生锈的电视天线。

巷子东口有家卖糖葫芦的，玻璃柜里插着七八根山楂糖葫芦，糖衣亮晶晶的。我问老板一天卖多少根，他说看天气，天热没人买，天凉能卖四十根。又说前几年有个女人隔两天来买一根，后来不来了。

天色暗下来，站前广场的灯亮了。我推着电动车往主路上走，回头看了一眼车站南巷，那堵水泥墙把里面的旧事挡得严严实实，墙根那辆三轮车还静静地泡在水里。一只麻雀落在一摞红砖上，跺了跺脚，又飞走了。我攥着车把，想着裁缝铺那个女人曾经站在巷子南头数过数，数到十七，她的记性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