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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市南茶坊小巷子|一张旧公交票引出的西菜园往事

前几天整理父亲遗物,翻出一个铁皮饼干盒。盒盖锈得掀不开,我用改锥撬开,里头压着整整齐齐一沓纸。最上面那张是张粉红色的公共汽车票,票面印着“南茶坊—西菜园”,票价一角五分,年份栏被水洇了,只留下模糊的“1987”几个毛边字。我捏着这张票,手心里好像又摸到了父亲常穿的蓝布褂子,那兜里总放着零钱和这样的票根。呼市南茶坊小巷子,在父亲嘴里从来不加“巷”字,他管那一片都叫“南茶坊那面”。

1987年夏天,我十二岁。父亲在皮毛厂上班,厂子就在南茶坊的巷子深处。每礼拜天,他带我坐那趟粉红票的公交,去厂里洗澡。那会儿家里没热水器,冬天洗脸都是拿暖壶兑凉水,能泡上厂里的大池子,是顶奢侈的事。巷口像条拧了几道的麻绳,公交到站还要走七八分钟。路边是土夯的院墙,墙根长着灰绿的莜麦草,走急了带起一股干土末和驴粪蛋子味。

巷子里藏的营生

从车站往巷子里走,右手第一家是刘师付的修车铺,门脸就两张门板宽。刘师付蹲在地上补胎,嘴里叼着纸烟用旧报纸卷的,烟灰正好落在黑胶皮上。他看我一眼,咧嘴笑:“小子又来洗澡?”转头冲里头喊:“她爹,给炖个山药鱼子,当晌午吃。”我爹应一声,从兜里摸出那张粉红票,在拇指上弹了弹,说:“这趟车跑得稳当,票上印的字清楚了。”

巷子不长,国营副食店、裁缝铺、轧面的小作坊挤在一起,屋檐搭着檐,下雨天淋不着过道。卖凉粉的老太太在自家门洞支一张小桌,桌上有醋壶和焌油的剜勺。她把切好的粉用竹笊篱抄两遍,颠出水来,浇上葱油,问我爹:“还是不放辣?”我爹点头,她就从搪瓷盆里舀一勺碎胡麻盐拌进去。

有回老太太问:“你爷俩老来这面洗澡,可看见巷子底有棵半死不活的榆树?”我爹摇头。她说:“那树下埋着一尊石狮头,早年间庙上的,后来庙拆了,狮子头让人推倒,横在沟里。谁也不知道哪辈子的事。”

我后来真去看了。那棵榆树枝丫虬结,半折不折的,树根鼓出地面,像老人腿上的青筋。我在树下蹲了半天,没挖着狮子头,倒刨出来几块碎瓷片,灰白的底子画着蓝缠枝纹,拿回家让我爹看,他说是民国剩饭盆的茬子。这些碎瓷片我儿时当宝贝收在火柴盒里,早不知道扔哪去了。

澡堂子和土街故事

澡堂子在巷子最里头,外壳贴灰瓷砖,门口水泥台阶裂成碎碴。池子水温烫得人脚背发红,父亲教我先把脚探进去适应一会儿,再全身泡进去。水汽弥起来,人说话声都嗡嗡的。我靠在池壁上,看天花板上凝结的水珠一粒粒砸下来,正砸在父亲后脖颈上,他也不躲。

澡堂出来,人就松得像褪了一层壳。父亲领我在巷口买散酒,用输液瓶灌。打酒的汉子从木桶里提出竹提子,一提是二两,倒进瓶里,手指头伸进去抹掉瓶口挂的沫。他忽然问我爹:“听说南面要修路了,宽马路,直通大台什。”父亲接一句:“那巷子怎么办?”汉子笑了笑,没答话。

那年秋天,粉红公交票换了橘黄色的。路确实修了,先平了澡堂那半边墙,后来又拆了那棵榆树。石狮子头的事再没人提,来打酒的打酒,剪布的剪布,巷子里照样过日子。我最后一次走那条巷子是在1993年,高中毕业,跟父亲去搬旧柜子。那棵榆树只剩下一个磨盘大的树根,周围垫着碎砖头,有人在上头晾了一排腌菜坛子。

旧票根上的豁口

现在这张1987年票根静静躺在饼干预盒里,左侧有个豁口,应该是撕票时刮掉的。我举着它对着窗光看,纸已经发脆了,透出细细的纤维丝。枣红色油墨印的“南茶坊”三个字比别的字都重,点划间有一点挤墨的毛刺,是那时代印刷机常有的小瑕疵。

去年秋天,我又坐了一趟公交去那一片。站牌早就改了名,但下车走一百米,我看见刘师付修车铺的墙还在,门板换成了铝合金卷帘。上岁数的女人坐在门前择豆角,我问她狮子头后来有没有出土。她把豆角丝甩在一只掉漆的红塑料盆里,想了想:“有回翻修下水道,工人挖出个秃石头,村长说不是狮头,是个柱础。后来卖给了收石头的。”她说着又低头择豆角,连头也没抬。

我站在那里,也没再问。风刮过巷子,土墙根的莜麦草早没了,换成一片芨芨草,倒长得齐膝高。最深的土色被晒成浅白,从巷子口一直延伸到新建的高楼墙基下面。那棵榆树根大概也早让人刨干净了,或者被哪个收柴的卖进城郊的锅炉房,烧成了一把灰。澡堂子旧址上面现在是个便民超市,门口堆着整箱的矿泉水和盐。人们脚下快,没人想到地盯着地面看。

铁盒里除了那张粉红票,还压着半张蓝底白字的工资条,上面的日期是1992年11月,金额栏空着,被谁拿剪刀裁去了大头。还有一小卷码得整整齐齐的毛票,分是分,角是角,用橡皮筋扎着。我把票根又小心放回盒里,盖上盖。盒子重新搁回书柜顶上,下回再打开,不知道是哪年哪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