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庆哪里有站街｜老城区的招牌与等活的人
清晨六点，我骑车从龙门口街往西拐，到了玉琳路。这些年接活儿的习惯没变，看一个城市先看它的早市和路边摊。玉琳路中段的梧桐树底下，已经支起三块塑料牌，白底红字，写着“综合维修”“瓦工木工”“疏通打孔”。这就是安庆人说的“站街”，等活的工人站在人行道边，面前立一块牌子，旁边放着铁锹、电锤、蛇皮袋。
我问一个穿迷彩外套的老哥：“师傅，哪块聚集的人多？”他朝人民路影剧院方向努努嘴：“那边多，但城管撵得勤。这边是老位置，回头客认路。”
这些等活的人，大多五十朝上，来自怀宁、望江、枞阳，清早搭头班公交进城。工具不贵，电锤是二手的，蛇皮袋里装着水平尺、灰刀、线坠。没活的时候，他们蹲在马路沿子上，抽两块钱一包的“大前门”，看车流，看店门一扇扇拉开。
标牌的秘密
站街的牌子上不光写字，还有讲究。单纯写“油漆工”的，多半是刚入行的；写“家庭装修一条龙”的，其实是工头，身后跟着三五个老乡。真正干了二十年以上的老手艺人，牌子反而简单，只写姓氏加工种，比如“叶水电”“周木工”，像是自己的印章。
今早我在玉琳路见到个熟面孔，老韩，六十二岁，做防水有二十年。他用的是那种黄漆木底板，边角磨得发白，字是拿毛笔描的，漆皮裂成细纹。老韩说：“上个月有个客户，循着招牌找到我家，说我家这板子跟他父亲当年用的一模一样。”
他递给我一支烟，我没要，他把烟夹在耳朵上，继续说：
“站街最怕的不是没活，是接了活拿不到钱。去年给沿江路一家老店做屋顶防水，说好一千二，活干完老板说先欠着，再后来店就关了。现在我也学乖了，先收百分之六十料钱，剩下的活干完当天结。”
说到钱的事，边上几个师傅都凑过来。摘了手套，露出关节粗大的手，指甲缝里嵌着白灰或者油漆。
一天中最旺的时段
九点半到十一点，是站街的黄金时间。装修的人家开始去工地看进度，业主出来买建材，顺路过来喊人。这时候气氛有些像旧时的码头，有人走过来，蹲着的全站起来，一拥上前，“老板，做什么活？”
问价还价也有规矩。瓦工贴砖，安庆城里的行情大致是每平方三十到四十五块，要看砖的大小和造型。木工吊顶按间算，普通的八十，带造型的加二十。水电工走米数，明管暗管价格不一样。
“最怕的是那种上来就往死里压价的。”站在老韩左边的瘦高个说，他穿件蓝色旧工装，背后印着“江边劳务”。“上礼拜有个客户，贴阳台瓷砖，五十块一平他嫌贵，非要三十。我指着地上的砖说，你用手摸一下，背面有水泥浆的灰印子，我昨晚才从枞阳扛来的，三十块连砖钱都不够。”
他们之间有不成文的规矩：谁先接话，活就是谁的，别人不准截胡。但遇到一个人干不了的大工程，他们会互相叫，“老张，你木工活儿细，来搭把手”，工钱按说好的比例分。
下雨天与年关
天气直接影响站街。下中雨，人还站在屋檐下；雨一大，就躲进旁边修锁摊撑起的塑料棚里，工具靠墙码齐，人就蹲在地上玩手机，或者把旧报纸铺开，互相看招聘信息——不过一看就是半晌，最后还是回到自己的牌子旁边。
到了腊月二十以后，站街的人越来越少。老韩说，“要回村里杀年猪了，这行当挣的是辛苦钱，也就指着干到年跟前洗个澡，封个红包给孙子。”
正午的光从梧桐叶缝漏下来，落在那些写着“站街”的木牌上，油漆反着光。有人骑车经过，减速看了一眼，又走了。老韩把掉在地上的半截粉笔拾起来，在水泥地上画了个箭头，指向左边巷子的公厕，那是他们固定解手的地方。
两点多，从大观亭那边过来一个妇女，拎着保温桶，打开盖子，是白米饭和腌菜炒肉丝。老韩站起身来，拍掉裤子上的灰，接过碗说：“你先把钱点清楚，我吃完这就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