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化寨站街的妹子｜城中村拆迁后她们去了哪里
下午四点的鱼化寨十字，围挡上贴着“回迁选房通知”。我骑车经过，看见老麻鞋店门口蹲着三个姑娘，短袖短裤，凉鞋带子缠着脚踝。其中一个抬眼冲我笑了笑，又低头刷手机。她们不是闲逛的租客，是还留在原地的“站街妹子”。十年前她们站在这里招揽网吧和旅馆的客人，如今整条街拆得只剩这一排违建，她们还站着。
我在这片住了三十一年，退休前在鱼化寨小学教语文。2009年那会儿，村口立起“科技路西口”的蓝色路牌，一夜间涌进来几万年轻人。他们从宝鸡、商洛、安康的班车上下来，拖着塑料编织袋，在电线杆上找“单间带阳台，月付四百”的招贴。妹子们就是那时候出现的，集中在鱼化寨正街中段，三岔路口往南的巷子口。
背心和小板凳的夏天
2011年夏天，我下晚自习回家，正街两旁的灯箱把路面照成橘红色。妹子们搬着小板凳坐在网吧门口，膝盖上搁着塑料水杯，有人拿圆珠笔在手臂上记号码。她们不怎么大声吆喝，看见独自溜达的小伙子就站起来，抖抖T恤下摆，问一句：“大哥，玩会儿不？”说的是附近旅馆里能打麻将、能洗热水澡、聊聊天歇个脚。我起初当是什么非法买卖，后来门房老周告诉我，那帮妹子是给旅馆拉散客的，住一晚收三十，她们提成五块，正经生意，有票据。
我班上一个女生的姐姐就在干这个。那女生叫高秀莲，家里是周至的，姐姐叫高秀娥，在巷子深处租了间八平米的房。秀娥白天在电子厂做插件，晚上出来站两个小时，赚个烟钱和房租。她遇到熟人就低头假装系鞋带，但秀莲跟同学说过，“俺姐不干那些脏事，就是拉客住店，比在超市收银挣得多。”秀娘每周五来学校门口送一罐腌萝卜，穿洗得发白的碎花衬衣，头发扎得一丝不乱。那是她最好的衣裳，只在来学校时穿。
墙上的记号与最后的夏天
鱼化寨站街的妹子真正多起来是2014年。那时候鱼化寨正街两侧开了十二家网吧，八家小旅馆。旅馆门头都挂LED灯牌，什么“安康旅社”、“汉中家园”、“宝鸡驿站”。妹子们站在灯牌下，左手腕上拴一小串钥匙——那是旅馆房门的钥匙，交给客人当凭证。有经验的租户都认得这个细节：不拴钥匙的是自己站街揽散活的，拴了三把以上的是旅馆的固定拉客员。
那年秋天，西三环修高架，拆迁通告贴上了村委会的墙。高秀娥在拆迁前夜来找我，提了一兜橘子。她蹲在我家阳台的旧藤椅边，把蹲着时磨破的脚跟亮给我看：“老师，我拉客拉了五年，给家乡盖了三间瓦房，供妹妹读完市卫校。现在这行要没有了，我反而不知该做什么。”她指指楼下的街道——纸箱、铁皮门、卷闸上用白漆写的“拆”字。她问我能不能帮她在学校附近找个宿管活儿。
我把她的号码记在电话本上。后来学校确实缺个寝室管理员，她干了半年，直到城中村彻底封闭。她走那天，把一根完整的、没开过刃的纤维绳子搁在我门口——那是她以前拴钥匙用的，一根绳拴过三百多把钥匙，每一把都开过一间闷热的、只有风扇和白炽灯的格子间。
她留的纸条上写：老师，站街不是站着，是背着门板过日子。
围挡内外
现在围挡内侧的违建墙上还有几个记号——用粉笔画的箭头，标着“东区二十米”“水房在后头”。是那三个姑娘画的。她们现在不卖拉客，改卖瓶装水和香烟给拆迁工人，收入不稳定。一个叫小杨的说，等围挡彻底拆完，她们就去西安北郊的建材市场门口卖盒饭。她们手机里存着老合伙人的号码，叫“七妹”，七妹去年回商洛开了小吃店，传了一张照片过来：油条锅边她系着蓝布围裙，围裙口袋里横着一把钥匙——不再开旅馆房门，开自己摩托车的后盖。
风从三环那边吹过来，扬起砖灰。三个姑娘站起身，拍打屁股上的尘土。其中一个跟我说话：“老师，你以前教过我们这儿的人不？”我说教过。她说她弟弟叫高XX，在鱼化寨小学读过五年级。我记不起名字了，只记得他爱在下课后把课桌腿夹住我的教杆。她笑了，把喝完的矿泉水瓶扔进垃圾车。铁皮车斗哐当一声，像极了当年旅馆门锁弹开的动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