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县小姐在哪里｜一条老街问了二十年的寻人启事
我在凤县老街上修了二十四年缝纫机。活儿不多的时候，总有人掀开布帘子，探进半个身子，嘴里滚出同一句话：“师傅，凤县小姐在哪里？”头几年我还抬头应一声，后来干脆背过身去，手底下拧螺丝的劲儿往大了使。问的人也不恼，嘿嘿一笑，拉把矮凳坐下，等我拧完最后一颗螺母。
他们问的，不是谁家姑娘。是凤县小姐食品厂的招牌。1998年秋天，县糖果厂改制，厂房门口挂出蓝底白字的牌子，专门做腊汁肉夹馍的真空包装。厂房就在东关街粮站隔壁，院墙矮，能看见晾晒的猪皮挂了一排，风一吹，油光晃晃的。
厂子红了不到三年。2001年撤县并区，厂子改名“秦丰食品公司”，招牌摘了，机器搬走半套。可老县城的人嘴里改不了口，逢人打听送货地址，还是那句“凤县小姐在哪里”。那会儿“小姐”是当地人对年龄稍大女子的客气叫法，食品厂的出纳姓温，四十出头，烫着短卷发，账算得比算盘还响，厂里发货单都从她手里过。送货的三轮车夫找不着库房，就蹲在修鞋摊边喊：“温姐——温姐——”叫得整条街都以为在找人。
粮站槐树下的指路法
我的摊位斜对面二十步，有棵老槐树，树干上钉着一块手写木牌，白漆底，黑字：“凤县小姐→往里走”。那是2002年赵木匠用废板子刻的。他儿子在食品厂做装卸工，见天有人站在路口发蒙，索性按了块牌子。风吹雨淋三年，字糊了一半，但没人去补漆。
问路最密集的时节是腊月。县里各家单位发了福利票，人拿着票来取货，走到槐树下就卡壳。有位渭南来的卡车司机，从早市转到晌午，油盐店老板指他往东，理发店老板娘让他往西。他最后把车停在粮站门口，摇下窗户，探出头试了七八次才喊出声：“凤县小姐在哪个屋？”温姐站在二楼的窗户边，探出半张脸，往下扔了一把大头针包装盒：“跟那盒子走，库房在锅炉房后头。”
后来锅炉房拆了，库房挪到冷库边上，路还是那条砂石路，踩得发亮。我从槐树底下过，常看见有人摸着那块半白半黑的木牌子，像摸一枚旧铜钱。
西街理发店的“标准答案”
西街张美兰的理发店开了三十八年，她的回答最要命。有人问凤县小姐，她一边给客人上发卷，一边头也不抬地指指窗外：“下个路口右拐，看见红砖墙就到。”每天早上六点到九点，这句话她要说十五到二十遍。问的人多，她自己犯了疑惑，趁着头天下午没客人，骑着自行车往红砖墙那边跑了一趟。
红砖墙里头早变成干洗店了。干洗店老板娘用晾衣架帮她挑开门帘，俩人趴在柜台上对了半天旧账本，才想起那地方原先是食品厂发放室。张美兰回来改了词，换个说法：“你问的是老厂子？那得说凤县小姐公司的前院。”她把“前院”两个字咬得重，仿若那地方还停着三辆送货的五十铃轻卡。
“你们这些手艺人嘴笨，修你的缝纫机就是了。问路的，你叫他们来问我。”张美兰说这话时，手里那把黑齿梳子磕在镜台上，清脆的“嗒”一声。
挂钟修理摊前的追问
我缝纫机台面上，压着一块玻璃板，玻璃板底下垫了张旧地图。2003年的县城建设图，红蓝铅笔标了十七条线，全是问路的人让我划下来的。最近三年，划线少了。问“凤县小姐在哪里”的人，多半是上了岁数的，来寻一口旧味儿。有位从宝鸡来的老汉，攥着1997年的提货单，非要找前院那口用于浸泡腊肉的陶缸。
他坐在我摊前的马扎上，把提货单抚平了给我看。纸角卷边，字迹洇开，只能看清楚一个“拿”字。我告诉他厂子没了，陶缸也碎了，听说是改冷库后拉去垫了门口的水洼。他不死心，又在街上来回走了两趟，最后停在槐树底下，对着那块木牌子站着。中午太阳正烈，他在口袋里摸出一枚五分钱硬币，轻轻按进树皮的裂缝里，像给什么旧日子压上一颗镇纸。
那枚硬币现在还在树缝里，锈得发绿。我偶尔去槐树下坐坐，张美兰的理发店已经换了两回招牌，温姐去了省城跟女儿住，赵木匠前年过世，他儿子去了城南汽车站看大门。整个东关街唯一不变的，就是风刮过来时，树叶子沙沙地扫过那块没人补漆的木牌。
今儿清早，一个背帆布包的小伙子蹲在台阶前翻手机，看见里面有人说凤县老店里藏着味极佳的烧腊。他抬头望了望我，嘴刚张一半又闭上，转身朝着粮站那头走了两步。又停住。风从街那头推过来，带着烧柏油的气味。
他摸出手机又看了看，往反方向走了。
我低下头，接着穿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