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市跟美女玩一次多少钱｜三道巷子饼摊前算出的细账
老兄，信收到了。你问“南昌市跟美女玩一次多少钱”，这问题要是搁在绳金塔下算命先生嘴里，他能给你绕出三碗瓦罐汤的功夫来。我上个月刚陪一个从上海来的女摄影师走了一天老城区，她背着两台胶片机，说要拍“没有滤镜的南昌”。那趟下来，我兜里总共掏出去六十八块五毛，她抢着付了饮料钱。
先说头一站，早上七点半的大士院街。我在老黄家拌粉摊前等她，她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衬衫，头发用铅笔别着，蹲在灶台边看老板娘泼辣子油。两个素粉，四块五一碗，加卤蛋每只多一块。她吃得鼻尖冒汗，又要了一碗白糖糕，两块，说是拿它“中和辣气”。老板多送了一碟腌萝卜皮，脆生生的，这算人情，不算钱。
接着往万寿宫博物馆那方向走，路过棋盘巷口。那里有位修钟表的老师傅，姓涂，摊子上铺块绿绒布，放大镜夹在眼眶上，手指头跟镊子一样稳。女摄影师问他能不能拍，他头也不抬：“拍我的表，不拍我的脸。脸老了，不好看。”她笑了，买走一枚铜表链，十五块。旁边就是“酱菜老李”的推车，玻璃缸里泡着刀豆、藠头、洋姜，她尝了一颗酸藠头，辣得直喝水，买了两块钱的，说要带回去配粥。
到中午，转到羊子巷，这一片是真正的老街，电线在头顶拧成蜘蛛网，墙根贴着搬家公司的小广告，盖着“疏通下水道”的红章。她在这拍了整整一卷胶卷，拍褪色的木门牌，铝合金拉手——换了一半的纱门几乎都这样。我领她进一家没有招牌的米粉店，灶台就支在人行道上。牛肉拌粉九块一碗，猪肝汤六块。她问老板开了多少年，老板抓起一把葱甩进锅里：“我爸爸的爸爸，在这条巷子里卖水粉。”
她自己加了一勺辣椒，被呛得眼眶发红，回头问了我一句实在话：
“你觉得‘玩’这个东西，一定得花钱吗？”
我说：“也得花，也不全在钱上。你看那边下棋的老头，一个子儿不花，蹲着看了三小时，他算不算玩？”
那天下午，我们去了南昌市跟美女玩一次多少钱最具体的地方——南昌市美术馆后头的旧书仓库。这地方导航找不到，得从叠山路邮局旁的铁门进去，门口堆着几十捆过期杂志。管仓库的大爷叫老吴，解放军转业来的，腰板笔直，看见她拍照就摆手：“别拍，乱了。”但递了茶，是本地产的一级绿茶，五十块一斤那种，他觉得已经很金贵了。她翻出三本《南昌文史资料》，从1981年到1985年的，总共七块五一本。老吴收了二十块，用报纸给她包好，又塞了两册1987年的《知识窗》，“拿去,不算钱，那几年写的是老南昌的码头故事。”
傍晚我们去赣江边看船，不花钱。清风闸附近的沙地上站着十几只白鹭，铲车正在远处啃老河堤，噪音轰隆隆的。她蹲下来捡了块碎瓷片，说是打碎的青花碗底，哈了哈气举起来对着夕照看。然后我们往回走，在象山路口碰上卖水煮的摊子。藕丸、脚板薯、大白菜、豆泡、猪血，每样两块，夹在铁丝筐里随便指。她吃得嘴唇油亮，又加了一碗绿豆汤，三块。
下午大约四点，来了几个穿碎花裙的学生，大概从哪个县里来南昌市跟美女玩一次多少钱旅游的，站在水煮摊前看价目表，叽叽喳喳了半天。我们的东西夹了一种叫“自来肠”的小肠结，老板说是半熟猪肠，烫三分钟就能吃。她问那几个姑娘要不要尝尝，姑娘们笑着摆手退开了两步，又偷偷看那口咕嘟咕嘟滚着的钟鼎式铁锅。这群人猜不到，我这趟的“玩”还剩最后两站：一是佐家巷的公厕翻新工程——老墙拆了一半，露出更老的夹墙，里面嵌着一条粗铁管，浇着1978年的水泥，指头缝里还缠着缠过麻绳的痕迹。当然，这个不收费，只是路过。
最后一笔花销，在利字街的老裁缝李师傅那里。她看上他门口挂的一条蓝布围裙，说要给母亲带。李师傅摘下近视镜看了看她的衣领：“姑娘，你这领子起球了。”她说是相机背带磨的。他剪下一截灰棉布，给她细细补了边，收了两块布钱，总共八块，声音就像缝纫机针脚一样踏实。她按了按自己那件洗得发白的衬衫，说这是她在上海常穿的。他看了一眼旁边的我：“后生，你那个‘跟美女玩’的账，算到我这头就是袖口上的线。找得到对的线，才叫玩得来。”
回去路上她忽然停住，指着墙根一丛猫耳朵草说：“你看，那草叶上有一只粉色的蚂蚁。”我蹲下去看了半天，确实有，小得几乎看不见。她要我拿手机拍，我拍不出来。她就给我看她的胶片机取景器——那蚂蚁在毛玻璃上清清亮亮的，触角一抖一抖的。她把镜头盖拧紧：
“南昌这地方，贵的从来不是游玩，是找到愿意陪你蹲下来看蚂蚁的人。”
说完她把那块青花瓷片塞回我口袋里，上面有个小小的裂纹，像条窄窄的河。
老兄，你要真问我“南昌市跟美女玩一次多少钱”，你拿一支笔算一算：两碗粉、一份白糖糕、一串铜链子、一罐藠头、下午那两根粉肠、三本旧书、补个领口，外加一杯请她喝的绿豆汤。拢共六十八元五。可她回上海以后发了张照片：像素不高，拍的是我厨房窗台上那丛野草，顶着三粒红珠子。她不说好看，就说“挺沉的”。我至今没想明白她的意思，那几粒野果干燥以后缩成橙黄色，黏在光秃秃的草茎上，像没烧透的碎灯。那瓷片还在我抽屉里，磕掉了一个角，轻轻一敲，嗡嗡地响。